中国应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模式-《敬畏民意》书评

　　我们不搬不学西方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但不等于说我们中国人的权力就天然无须监督，我们共产党的权力就天然无需制约。我们的权力同样需要监督和制约，不仅需要权力体制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之间，以及人权、事权、财权之间的制衡，更需要外部的人民群众对党政权力的制约。

　　'《人民政协与人民民主》 P29

　　新京报：权力的限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进步的标志之一。政治哲学家格伦'廷德在《政治思考》一书中写道，探讨权力的适当限制和如何能够实施这些限制，就是关切生活怎样能够过得正当而文明。你觉得中国在这方面需作怎样的反思?

　　俞可平：探讨权力制衡，是政治学家的基本课题。阿克顿勋爵的名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必须制衡，是政治学的公理。权力制衡，从国家方面说，就是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相互制衡。从政府方面说，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相互制衡。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必然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我们不搬用西方的制度，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现三权分立，但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权力制约方式，探索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模式，这是当务之急。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相当大。近年来，党和国家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手段惩治贪官，每年都有这么多的贪官被抓被杀，但腐败形势依然严峻。

　　有些位置上，官员的权力太大了，例如第一把手，很容易导致腐败。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因为贪官天性就坏，不认为是我们的民族本性好贪，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制度环境使然。尤其是在官员的选拔、权力的制衡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制度急需改革完善。

　　新京报：贪官现象，是中国在权力制衡层面不够完善的表征。在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在'限权'方面可以有怎样的创新?

　　俞可平：在《让民主造福中国》那本访谈录中，我曾经专门就此问题发表过长篇访谈'反腐亟须突破'。我痛恨官员的腐败，但更担忧官员的特权，因为那是'合法的'腐败。

　　我的看法是，我们需要同时从三个方面着手，才能有效遏制严重的腐败和特权：首先是实行民主选举，选好官；其次是分权制衡，避免过分的个人集权；最后是民主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其实，官员本身的素质、权力的分工制约和对权力的监督，这三者对于官员的廉洁同等重要。

　　如果从三个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严重的腐败是完全可以得以遏制的。在反腐倡廉方面，党中央十分重视，我们相继出台了100多个党内廉政法规，总计有2000多条规定，但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目前我们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权力的监督上，却严重忽视了民主选举和分权制衡。我们应当在选官和制衡这两个方面加大改革创新的力度，但大家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忧心忡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