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产生权力,权力就对谁负责,这是政治学的公理。是上级领导给了我权力,我当然首先就对上级领导负责;是百姓给了我权力,我首先对老百姓负责。如果民意在干部心中的分量重了,干部就会想方设法增加老百姓的利益,通过增加老百姓的利益获得选民的支持。
'《好的地方改革应上升为国家制度》 P234
新京报:理性地认识、理解权力,是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基础。但是中国有很浓重的官本位思想,迷信权力。有些人,对社会腐败大加挞伐,却又对不正常的物质利益有所艳羡。
俞可平:我写《敬畏民意》,就是希望这些基本常识能被更多人知道。这些常识能为整个社会所共享,这对政府,对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现在不少官员和民众,对权力本身的理解是狭隘的和错误的。以为权力就是去捞好处,谋利益。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权力是一种公共责任,它给政治精英提供公共服务的平台。即使从个人的角度看,如果境界高一点,体会到人活着,根本的追求不是物质利益,而是精神上的愉悦,就会以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权力。
新京报:你觉得,关于民权的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常识,怎样才能深入人心为社会所共享?
俞可平:要使'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和'权为民所有'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识深入人心,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
一是努力清除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余毒,这种余毒还大量存在,其影响作用不可轻视。像'升官发财'、'任人唯亲'、'个人专断'、'人身依附'、'等级特权'等,都是传统政治的糟粕。二是强化现代的民主法治教育,在学校政治课中加大公民知识和民主法治知识的内容,党校对干部的培训也应当将民主法治教育当作重点。三是完善民主制度,通过民主的实践去塑造官员和民众的素质和人格。
看看许多腐败官员的所做所想,会使人十分悲观。但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我看到年轻一代在这方面的进步。在总结新中国60年的政治发展经验时,我对《人民日报》记者曾经说过,60年最深刻的政治进步是以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为核心内容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
像我们这一代人,政治评价更多倾向于传统式的思维,总是拿现在与过去比,觉得现在的政治生活比过去不知好多少。但年轻一代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政治评价更加倾向于独立自主,总会拿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觉得我们在哪些方面还不如人家,从而对现实提出种种批评。举个例子,一个人若因冤案入狱,出来之后,年龄大的人会首先感谢党感谢国家为其平反冤假错案;而年轻人出来后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向政府索赔。这就是民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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