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
'《善治与合法性》 P185
新京报：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一直处于'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中，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较强，而民间社会一直未能得到健康发展。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俞可平：我国传统上一直采用'强国家'的模式。但是，在传统中国，即使在国家很强大的前提下，民间社会的力量也是很大的。有句话叫'皇权不下县'，在传统中国，县以下不设政府机构，靠乡绅等地方精英来统治。虽然这样的民间社会，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社会是两个概念，但在我国的传统政治状态下，'强国家'下还有相当大的社会自治空间。
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引入了市场经济，在此基础上推进民主法治。这就必然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所以我说，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以及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的形成，形成了新的社会格局。
过去，社会和国家是同构的，政治与经济也是一体的，现在则已经形成了三个系统。以政府官员为代表，以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国家系统；以企业家为代表，以企业组织为基础的市场系统；以公民为代表，以民间组织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系统。
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讲，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系统会越来越强大，政府要日益还权于社会，将更多的公共事务交给社会去管理，社会自治变得日益重要。人类的政治理想也逐渐从'善政'走向'善治'，即从'好的政府'，转变为'好的治理'。
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纵有天大的'中国特色'也不会改变。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扶持各类社会组织或民间组织，培育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使它们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共同担负起公共治理的责任。这也就是我所倡导的'官民共治'。
新京报：新的社会格局形成之后，没有健康的社会自治，会阻碍而导致国家(政府)在探索、构建良性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举步维艰。而健康的公民社会，需要制度环境的支持。你认为现在我们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作怎样的调整?
俞可平：令人高兴的是，党和国家最近这些年日益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建设性作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针。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构建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激发社会活力。
这实际上为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社会关系指明了根本方向，这种新型的关系就是合作伙伴关系，就是政府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说到这里，我想澄清一个观点。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中国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引述我的一个说法，即目前正式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总共有45万个，而实际存在的可能超过300万个。这个数据是我的多数同行广泛调查后得出的数据，基本是可信的。但编辑记者在引述时，得出了一个不准确的推论：近九成社会组织处于'非法状态'。
我要指出的是，没有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并不意味着'非法'。许多社会组织是按照中央文件或地方政府政策成立的，例如农村的专业合作社等，不能说它们是'非法的'。应当说，真正'非法的'社会组织还是极少数。
不过，迄今为止，我们对社会组织还是以管制为主，而不是以服务为主，更缺少一种宏观制度环境，鼓励和保障在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正在修订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法规，不仅要着眼于放松对社会组织的管制，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财政支持，还应当有一种致力于建构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长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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