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赢》的最大价值在于，该书对中国现状的呈现，对问题成因剖析的全面与深刻程度，堪称'集大成者'，或者'终结者'，以致于我觉得学界没有必要再在这些问题上浪费时间。今天，'文人相轻'的传统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在很多原本无必要研究的常识性问题上纠缠不清，其结果必然是影响了改革共识的形成和推进，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所谓的'中国模式'和'左右之争'，这两者都是在偏离常识，缺乏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前提下去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关于历史，要么刻意的掩盖众所周知的真相和常识，要么千方百计的'还原'自己所需要的'真相'；关于现实问题的应对之道，所开的药方却都是典型的非左即右。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总有人喜欢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甚至要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在这种语境下，那些企图超越左右，回归常识的真知灼见反而被中伤为中庸骑墙。
'邓聿文是以一种超越而又开放的胸怀来审视改革以来中国的成败得失的，字里行间处处可感作者独立思考品质和科学人文精神。《中国必须赢》中对问题的剖析既有改革路径与发展方式的宏观层面，也有住房医疗教育房产等相对微观的层面，甚至还包括了商业伦理这种中观层面的东西。作者对问题原因的分析，既有从历史和国情出发的现实考虑，更有在全球化视野下用现代政治伦理和商业文明来反思中国的胸怀。比如，作者没有将中国改革取得的经济成就归咎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中国模式'，而是归结为两个字'放权'，即将原先由国家牢牢控制的发展和致富的权利，向个人、企业和社会开放，虽然，这种开放还不公平、不规范。放权之所以能够释放出如此巨大的生产力，是因为放权实质上是对中国传统权力社会中人格依附关系的否定，是人的自由和解放。
再比如，关于信用危机所导致的商业伦理问题，作者没有将原因简单地归结为政府的监管不力或者商人的见利忘义，而是认为，商业伦理是社会伦理的一部分，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审视商业伦理问题。中国的信任危机和商业伦理沦丧之所以在社会转型期非常突出，是因为中国历史本身就缺乏现代商业文明的基因。儒家文明时代的农业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失信的成本太高，因此，即使'重农抑商'的国策之下，仍然诞生了不少'儒商'。而转型期由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迅速的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成陌生人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商业文明基因的缺失，法治的落后，社会碎片化等使得失信的成本大大降低，'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当人们发现破坏制度总是可以比遵守制度获得更大的收益，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从遵守制度转向破坏制度'。因此，信用危机便不可避免。
《中国必须赢》所探讨的主题虽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不同领域，但作者用科学和人文精神实现了四位一体，其实可以浓缩成了一句话：发展不能无视科学规律，经济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中国的几十年来的增长主要是总量的增长，而且所付出的代价异常的沉重。除了资源、环境等投入性代价和目标限定性代价外，因腐败、管制、国企改制、维稳、诚信等所付出的牺牲性代价和失误性代价，已成为中国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通过变革体制，呼唤更有质量的增长不能再停留于党和政府的文件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打破垄断与行政限制，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其次，通过建立公共财政，改革税制结构，降低经济运行成本。关于社会和民生，作者其实是从现实需要和普遍价值两个层面来分析的。解决住房、养老、医疗、教育问题，首先是拉动内需，平衡中国经济结构，实现软著陆的现实需要。其次，能够向国民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生存生活保障，是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志，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和存在合法性的依据。关于商业伦理，作者毫不留情的指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出了问题，将会使一个社会和民族退化到人类文明底线以下。
呈现现状，剖析原因的最终归结点都是为了解决问题。中国的体制问题、垄断问题，金融问题，或者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任何一个都可以作为专题写成一部专著。邓聿文希望用《中国必须赢》一本书来剖析并解决所有问题的勇气固然可嘉，但同时也注定了解决的办法只能限于指出未来的正确方向和政策着力点。难得的是，作者仍然能够用非常短小的篇幅，思路清晰的囊括了每个领域主要问题的应对之策。比如，关于医疗问题，作者指出，中国的十年医改到今天之所以被做成了'夹生饭'，原因在于市场化的医改之路在中国是根本走不通的，医改必须以公平为导向。医改包括社会医疗保险改革，医疗机构改革，药品生产流通改革三个不同层面。与此相应，提高医保覆盖率，加大对公立医院的财政投入，发展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而改革公立医院产权制度，调整医生收入结构，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加强对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监管才是亟需主管部门解决的事情。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利益集团挟持国家政策的问题，特别是序言中的这段：'随着改革中形成的利益关系不断固化，掌握各种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必然谋求垄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排斥公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从而使国家越来越多的政策，不再是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明显受制于特定利益集团，导致改革偏离公平与公正，改变社会演进的方向，最终造成政府及其主导下的改革在民间丧失正当性与合法性，这就是改革陷入困境的原因。'可见，作者对现实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纠结的是，在承认利益集团挟持国家政策的同时，又不得不寄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一方面，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分配，其最大阻力是既得利益集团，因此，自上而下的改革必须要有强势的领袖，强势政府来推动。另一方面，自由平等民主已经成为被普遍认可的价值理念，而强势领袖，强势政府的出现本身又是对这一理念的挑战。邓聿文的《中国必须赢》更多的是对各领域问题的呈现与剖析，以及指出具体改革的思路和方向，涉及政治改革的比较少。但是，经济和社会改革本身既不会自动实现，也完成不了政治改革的使命。因此，需要在厘清问题和思路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政治和思想层面的改革，这应是该书'启后'的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