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天下苍生为念
'读日本作家陈舜臣的着作《秘本三国志》
对于三国,我们曾经有过无数的书、电影、电视、戏剧在演绎着这段历史。但主人公无非是刘备或者曹操,甚至连孙权都没资格去争夺主角的'正朔'。甚至在很多人的眼里,乱世中的英雄都是极其自私的,为了争夺所谓的'天下'无所不用其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观的一个生动描述。
这种历史观反映了对人性的悲观,近年来研究者对历史进行解读时总结出的'潜规则'、'血酬定律'等都是这种历史观的一个发挥。但有没有人相信历史的善意并加以解读呢?陈舜臣的《秘本三国志》就是这样一本书。
陈舜臣是一个有中国名字的日本人。对于这本《秘本三国志》,有人说陈舜臣不为史家见识所缚,客观自然地按历史的脉络来铺陈,也有人说他不懂真正的三国故事,也不理解中国人的思想与情感。
当然,陈舜臣写的是小说,不是学术性的历史着作,所以他尽可能地在历史的空白处用自己的想象涂鸦。而这些猜想的依据则是历史记载中存在的种种漏洞。而最可宝贵的是,他相信历史中确有'为天下苍生念'的英雄,他相信英雄也可以为'天下苍生'而密谋。
中国的历史家在写三国时往往不愿意正视东汉末年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后人对这两种曾经广为流传的道教始祖的评价也往往不高,甚至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的关怀。而在陈的小说里,这种观念被颠覆了,主角不是曹操、刘备,而是五斗米道弟子陈潜和美丽无与伦比的教主夫人少容。
而得知太平道准备起事后,少容安排陈潜入关前往巨鹿,其目的一则为观察太平道的实力,二则为托付给五斗米道的几十万条性命,乃至天下万民找一个可以依托的人。
《秘本三国志》的故事正是这样展开的。对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作者作了一个明暗的对比,与少容为天下计的情怀相比,'太平道'的张角则是以宗教谋个人野心的一个代表;与五斗米道的教规严整相比,太平道则更像是一群乌合之众。与'五斗米道'相似的是,刚刚传入中国的佛教'也即'浮屠'也更加关心天下苍生,作为'浮屠'信徒的西域月氏人首领支英同样在寻找可以寄托的乱世英雄。
曹操一度是他们所中意的英雄,在小说中'五斗米道'给了曹操很多的支持。这也是对历史上曹操的发迹之迷的一个解读。在《三国演义》中,无论是讨董卓时,还是出走长安后,曹操都并没有多少军马。按各种计数看最多不过万人,只是在他打败青州的黄巾军后一下子就扩军30多万。这30多万的军队(连同家属上百万人)。曹操也从此有了可以和袁绍、袁术、吕布等叫板的资本,真正成为可以号令天下的人物。难道曹操真的以少胜多,以小鼠之身能吞下这样一头大象吗?历史没有回答。《秘本三国志》给了一个猜想,那就是在五斗米道的斡旋下,信仰道教的黄巾军和曹操达成了某种协议'曹操成为军事上的'显'首领,而'少容'则成为精神世界的'隐'首领。这样一种猜想,虽然带有某种现代政治的痕迹,但并非全无根据。
对于'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包括当时正在民间兴起的'浮屠'(佛教),由于正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历史写作者们把他们往往视为异端,不愿意去正视他们的存在。但这些民间的宗教,不可能不像潮水一样,来时汹涌澎湃,去时无踪无迹。尤其在东汉末年那样一个大乱的时代,'草民'们更需要在生离死别,变化不居中找到一种精神寄托。他们的这种需要也许并不能为主流的知识分子所理解,但现实中的'五斗米道',也正如作者所说,在太平道因黄巾举兵而遭灭顶之灾后,五斗米道得以幸存下来并继续成为中国劳苦大人灵魂的寄托和归宿,直到佛教在中华大地兴盛开来为止。而作为这些教团中的优秀人物,选择某个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诸侯',换取平安的生活很有可能是更符合广大教徒利益的。作为宗教领袖而言,对精神层面的关注也可能远胜于对世俗地位权力的关注,保住教众,以某种形式隐伏下来,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吗?
在《秘本三国志》中,作者褒五斗米道而贬太平道,在我看来另一个原因就是在作者眼里,五斗米道不是单纯的道教,而是已经开始吸收佛教思想了。无论是对创始人张陵的描写,还是对陈潜在白马寺的活动的描写,都在暗示着佛教的深刻影响。三国之后,在南北朝时期产生于中国的五斗米道已经彻底消失了,佛教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兴发展,是五斗米道真的消失了,还是佛教化了呢,还真是值得去考证的历史之迷。
后来对于汉中张鲁的征服同样可能某种暗中交易的结果。据历史记载,在乱世之中,张鲁经营汉中是颇有成绩的,如收容难民、建立义舍、公平交易、民族团结等,使'汉中成为当时最平静的地区'。张鲁在汉中有甲兵20多万,曹操征讨时完全可以力战,之所以轻易投降曹操,一个适合的理由恰恰是作为教主的张鲁没有永远割据汉中的野心,也不愿意陷汉中百姓于水火。《秘本三国志》把这些都归为少容的安排虽然有些牵强,但作为小说以一脉贯之也未尝不可。
而作为'秘本',也就少不了密谋,而视角的变化,也使得原来人们眼中不可告人的阴谋变得让人尊敬起来,在《秘本三国志》中,写刘备投袁绍是刘与曹操的密谋,为的是助曹操夺得天下;写诸葛亮的七擒孟获是与孟获的合谋,怕的是南中的少数民族不服治理;诸葛亮的伐魏,也是与司马懿约定好基础上的伪装作战,目的是相互制衡国内的真正主战者。
同样为天下苍生计,也有水平与能力的高下。天下大势,人莫能违,即使英雄如曹刘,亦不能违。在作者眼中,无论是少容还是曹操、刘备等等,开给天下苍生的都是一统天下的药方,应该说是一个层次上的。但这个计划在现实中很难实现,这种组织性的紊乱的条理化绝非一朝一夕靠某个强人就能完成的。在这个问题上最清醒,也是最先察觉到的就是诸葛亮。诸葛亮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到,让天下三分是当下的最佳选择。虽然没有足以统一天下之人,先统率三分之一天下的人还是有的,以统一天下为最终目标,在此之前先将天下三分,在三方势力均衡的基础上,暂时制造出三个相对和平的圈子,至少也能在数十年之中让各自的百姓安居乐业。隆中对实际正是这样一种战略谋划,这天下三分,与其说是为刘备谋划,还不如说是天下百姓谋划。后来蜀国的战与和,都是围绕着诸葛亮天下三分这样一个思想进行的。即使在诸葛亮治蜀期间,虽有六出祁山的壮举,但回头看来确实不像是在真正做统一江山的努力,与当年曹操赤壁前的信心与气势相比,简直毫无可比性可言。以前后《出师表》为例,前者似乎主要是在告诫刘禅如何作皇帝,后者则是在表伐魏的决心,而对于这样大规模的兴师动众,原因只是'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亡,孰与伐之?'对于胜负,以谨慎着称的诸葛亮却似乎一点把握都没有,也就是他所说的'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以此推之,诸葛亮实际上一直是在以战求和,通过宣示武力来消减魏的统一信念,这也是他坚决不采取魏延出兵子午谷之谋的原因。
不是不能统一,但统一需要条件和时机,所谓强扭的瓜不甜正是这个道理。后来的历史证明,西晋勉强实现的统一只维持了20年,而带给中华大地的则是近三百年的分裂和战乱。从历史回头再看,诸葛亮确为先知先觉者。而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够深入古籍,体查到中华先贤为天下百姓谋划的良苦用心,更是难得。至于是否历史真实,作为一本小说,本来就是允许虚构的,同样的虚构,对历史多一些善意的解读,是不是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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