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国际问题谈中国再改革-《国际政治与经济若干问题研究》书评

  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中国人积累的财富似乎足以让自己感到幸福,也足以与世界对话,事实却让人意外,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激烈情绪正逐渐蓄积,日渐'发炎红肿'。面对烦躁的自己和缺乏信任感的世界,基于核心价值观基础上的共识及追求,果断推进改革,是国家智慧的选择。
  6月5日,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微博)在参加耶鲁大学和纽约证交所举办的CEO峰会时,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100多位美国大公司CEO和政府、学界意见领袖参加了一项临场问卷测验,在'最让你恐惧的国家是谁?'这个问题下,中国和伊朗得票最多,分别占三分之一。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结果,以优惠政策、低廉的生产成本和庞大消费市场闻名的中国,像一个上帝给予摩西的'应许之地',西方商界精英在这里从来都是赢家,为何他们像恐惧以封闭和极端宗教情绪著称的伊朗一样恐惧中国?
  我们以为自己开始融入世界,但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接纳我们?如果跳开情绪化的'西方阴谋论'和民族主义,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世界这面镜子,未尝不能发现,他们的担忧乃至恐惧,也是中国现实的一种投射。
  就像采取用GDP的增长解决国内问题的办法一样,中国人也希望用产品和财富打开世界的胸怀。西方则在'幻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会在价值观和文化方面融入世界,他们没有料到,中国经济越发展,对国内的控制越严,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强硬。'中国威胁论'被普遍接受并非偶然,这又反过来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展。与1989年中国曾面临的危机不同的是,当下世界并没有针对中国的实质性威胁,而是处在双方都认可的行为方式形成前的摩擦状态,处理得好则融洽相处,处理不好有滑向敌对的危险。
  世界一方面在审慎地看着来自政府管理者的处理问题的方法和态度,这代表这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智慧,朋友之间不仅有利益之间的关联,更要有在价值观底线之上的共识。另一方面,世界也不无警惕地看待来自民间的情绪,这代表着一个国家实质上的友好程度。显然,这都不让人乐观。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缺乏价值内核的非理性情感和意识,近年来在国内有狂飙突进的态势,从1996年引起轰动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到2009年出版的《中国人不高兴》,从1999年《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主张'光荣孤立',到2010年《中国梦》大国沙文主义倾向,这些有着大量读者的主张,无视决策层对于世界未来仍能保持长时间和平的判断,毫无遮掩地刺激着民众长期积弱、一朝发达的亢奋。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另一个让人担忧的现实是,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即使争论得如何激烈,也无人再揭开'文革'这道伤疤,现在却有民粹主义者明确主张'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民粹主义满怀草根性、非理性和抗争性带来的天然优越感和道德感,主张'大民主'、'均贫富',崇尚暴力和推倒重来,以仇官、仇警、仇富为情绪突破口,不断压制促进改革正能量的改革主张,刺激混乱状态。
  社会阶层分化也产生了一个消极后果:新兴中产阶级大多是从社会底层中抽离出来的,这造成了底层社会'精英空洞'的现象,扎根于底层,具有理性精神和判断能力,代表底层民众利益发声的精英分子越来越少,黑恶化势力却有取而代之的趋势。面对社会不公,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底层民众在主张权利方面缺乏法律支持和正当策略,以及理性主张权益的态度。某些不受限制的地方权力与无良商人合谋,通过暴力手段侵害民众权益并引发恶性群体性事件后,又反过来以刚性维稳的思维及解决方式再次刺激民众情绪,这些情绪不断淤积,最终形成群体性愤怒。
  处于愤怒之中的人们很容易忘掉自我和应有的权益,也因为愤怒而缺少现实感,幻想天堂般的理想世界,要么轻易信奉持极端政治主张的人,要么干脆诉诸极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马立诚在他的《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中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不积极抓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未来可能会出现民粹主义大动荡,精英群体将遭受重创。资深学者资中筠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国家主义或是极端民族主义特别严重,以国家主义牺牲国民福祉满足虚荣,推向极致就会导致法西斯主义。
  2011年,中东的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发生剧变,这像是另一面镜子,让我们能够发现另一个自己。
  故事从突尼斯街头小贩被城管人员暴力执法、愤而自焚引发抗议风暴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埃及总统在群众运动中被迫辞职;利比亚陷入内战;也门、约旦、摩洛哥、巴林、阿尔及利亚等国也爆发不同程度的民众运动。中东剧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没有明确的核心组织发起和领导,民众主张却惊人的一致:长期掌权的统治者下台;赋予民众更多的权利;政府由自由公正的选举产生。二是摩洛哥和约旦两个国家的运动最为温和,政府回应与民众主张之间实现基本的互动,没有出现政权被迫更迭的情况,原因在于两国政治改革比其他国家更早,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高。
  在分析中东剧变原因时,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也许比中东更复杂,但表现出来的某些方面显然有相似之处,这不免让人担忧:如果我们在问题比较小、条件比较有利的情况下,不能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结果究竟怎样,谁都无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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