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念本科的时候,发展经济学还是一门比较核心的课程。随着经济学学术主流的认知和中国经济格调的确立,发展经济学似乎的确是开始消停了。
从学术来看,似乎经验与试验下来,是进口替代也不成,出口导向也不成;大推进也不成,非平衡增长也不成;失败的大多数国家固然不成,而成功的小部分也随先后爆炸出破绽。于是最后得出一些结论,比如人力资本之较资本,金融之较产业,农业之较工业,市场之较计划,等等,两端对立到最后辨证统一,却不免还是废话。由而导出路径多元来,导出制度的人本意义来,就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去。
后发展经济学可以用现代方法论来重写范式,可以用数学技术来精细种植课题,但这并不能给予发展经济学以新的生命力,因为缺乏政策意义的建设性。中国似乎是从极左矫枉过正到了极右去,既有的发展经济学成就被置若罔闻,就如同张培刚先生在跃进时代的荒废。新左的反动缺乏力量,不仅仅是偏激,文化、历史、政治、法律的影响固然已经为国外前沿所关注,却仍然未完整且传递隔阂于国内的平均知识水准。
谭崇台先生力主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的三阶段划分说,是不以人云,不执两分,看清楚了渊源的。进一步说,发展经济学实际回到了经济学本原上,不妨将之视为一个大概念,将狭义定义的国家发展命题作为应用,而在理论上将之包容起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贸易政策,制度、技术,生产、分配,乃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融合与分解。如此解构了发展经济学,才是真正的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也才能确定经济学在发展问题上的边界。
此次重读了一遍发展经济学的通用教材,得到两点领悟。首先是进一步理解了相对价格与序数偏好的意义;理解了效用和需求的意愿约束与能力约束;理解了起于人、止于人的供给本质和供需的转化;理解了边际递减作为一个自然规律和作为一个现实约束的细分。其次是由将技术和制度对立,意识到了技术被制度诱致,技术是要素组合下的选择。技术是人和自然的组合,但制度却不只是人和人的契约。
对于制度概念理解的继续深入是何其艰深,现在越来越了解汪丁丁的学术路径,但分工下对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一难穷尽和动态更新,二难这些学科本身尚未成熟到能与经济学印证、互助。物理学的不可测、混沌、相对论,似乎是蕴涵了经济与发展的核心,但这就抹杀了意义,除非定义意义只在于解释。当然或许如何科学与非科学都是只是解释。说法而已。那么看来,唯一能做一下的,还只是运用经济学去切入基因粮食种植之类的冷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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