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真正的名人名传，一句'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不仅是梁启超对李鸿章一生的精辟论述，而且也饱含着对晚清际遇的时代哀叹！我在读梁公为李鸿章作的传记中，则更多感受到一种悲痛的气息，李鸿章起于淮军，又败于淮军；播名于洋务，也毁誉于洋务；冀希望于北洋水师，也绝望于北洋水师；擅长于外交事务，也拙劣于外交事务；贪恋于权位，又受制于权位；终其一生终于不能达到其老师曾国藩的高度，个人既没有成为圣贤，国家也没有被挽救，我真不知在九泉之下李鸿章有何面目见他的恩师！但这一切又仅仅是李鸿章个人的悲剧，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中国终究没有自强起来，最终在任人宰割中不断沉沦，这才是让人最为刻骨的悲痛！
李鸿章的悲剧是如何形成的？在梁启超看来，李鸿章只是一个时势造英雄式的人物，在历史上像李鸿章一样的英雄，车载斗量一样多，李鸿章虽才本中等，但却能应运而生，恰逢际遇；而真正能开创时代的是那些英雄造时势的人物，可惜李鸿章不是，他虽然比那些愚昧顽固之臣开明，但终究像霍光一样不学无术，特别是在那个时代，没有明白现代国家的原理，没有通晓世界的大势，没有搞清现代政治的根本，所做的都是一些缝缝补补的事情，维持局势可以，改变局面不能。也如李鸿章自己所言，'一生秋风裱糊匠'，知道天要冷了，在秋天拼命的用纸糊房子，表面看起来似乎房子严实了，还有模有样，真正的寒风一来，却被彻底掀翻，露出了原形！
李鸿章依靠淮军起家，最终也为淮军所害。就在曾国藩兄弟终于包围天京之际，苏浙形势吃紧，上海被太平军围攻，曾国荃为抢攻陷天京的头功，坚决不愿意分兵去苏浙一带，结果让李鸿章就此有了自立的机遇，组建淮军，自成体系。后期湘军自裁羽翼，淮军遂成朝廷主要仰仗的力量。自僧格林沁兵败后，在此后剿灭捻军的行动中，淮军与李鸿章均功成名就。然而，最具现代气质的淮军却在此后迅速腐败，直接导致中日甲午战争的完败，最终成为李鸿章的政治枷锁。
李鸿章大兴洋务，从兵工厂到招商轮船局，从电报电话到煤矿钢铁，洋务运动轰轰烈烈，颇有中兴的气象，但在一开始就存在官办的严重弊病，经营机制不活，官僚气息严重，生产效率低下；所谓的官督商办，同样弊病丛生，参与其中的商人怨声载道；一切只有表面的繁荣，并没有真正的实业救国，等到时局不济，大多烟消云散。
李鸿章将大半心血倾注于北洋水师，耗费不可谓不大，铁甲舰采购不惜成本，舰队实力一度世界第七、亚洲第一；专派学员赴欧学习，立志现代化治军；专辟优良港区，配备炮台、精兵守卫，盘算不可谓不是万全。然而，用人不当，治军不严，军费不足，操练不熟，一遇战事，竟然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上千万两银子顿时灰飞烟灭，残余的军舰全部资了日军，何其惨烈也！
李鸿章以知外交闻名，以至于凡外交事务，列强不与非李鸿章之人相谈；而观其谈判过程，也不可谓不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近代诸多中外条约，多为李鸿章努力谈判之结果。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在与日本的谈判中，中枪之后依然勉力而行，气节让人佩服。然而，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固然长袖善舞，却多是'以夷制夷'的简单思维，与一列强之事，必告其他列强以制衡，多数却被诸列强共欺；深知弱国无外交，却演化为一味的忍气吞声和退让；缺乏国家战略思维，欲成北洋水师，则弃新疆于不顾；欲与日本媾和，则割台湾、辽东也在所不惜。更要命的是，所有签订的条约，骂名全部背于李鸿章之身，朝廷骂，士子亦骂，举国皆骂。
李鸿章有着对权力的强烈贪恋，但他登上了高位，又从高位跌落。为了权力，他可以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去损害国家利益，去掣肘朝廷；为了权力，他可以在赋闲之际，内外并举，广泛运作，在垂老之年，以一般人不可能之势重新出山；为了权力，他放弃了老师的真传，一意在官场纵横捭阖，却在学术上一无成就，不知激流勇退，不知适可而止；为了权力，他以淮军、北洋水师为自己坚强的后盾和政治的筹码，既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也招来了无穷的忌恨，以至于北洋水师的覆灭并不是举国哀痛的，至少慈禧太后就有掩饰不住的快感，因为李鸿章从此失去了政治的老本。仅从权力的角逐看，李鸿章似乎比自己的老师曾国藩更幸运，参与晚清中枢四十年；但也更不幸，让他为了权力自降人生的高度，留下不尽的毁誉和评说，而他的老师曾国藩却在后世被不断抬高，以最后一位圣贤的名望留在史册之上。
可以说，李鸿章的一生因为权力的贪恋而自降层次，他从本质上缺乏成为大政治家的理想和勇气，更缺乏一个时代英雄应有的魄力和才智，却在时代的仓促中走上了权力的巅峰，走上了历史的中央舞台，尽管也曾红极一时，最终却黯然退场，留下无穷的悲痛和哀叹。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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