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识，是民族乃至人类走出迷途与困境的明灯-《敬畏历史》书评

　　历史是什么？相信一百个历史学家会有一百零一个定义。

　　虞云国先生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将来的历史'（p4），倒也言简意赅、通俗易懂。

　　但《敬畏历史》显然不是一本讲述掌故的书，而是闪耀着智慧的历史哲学之光的著述，所以吾人可以期待，作者在是书中必将为读者剥茧抽丝、披沙沥金，让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否则，我们将如何敬畏呢？

　　

　　虞先生说，'历史研究，是史家思想与历史资料的结合，研究者首先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然后对自己建构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p1），'历史学是一门解释的学科：首先是对史料的解释，力求恢复史实的全面真实性；然后对通过史料建构起来的总体历史给出解释，而后者更为关键。对于总体历史过程的解释绝不会是单一的'（p4）。

　　由此，吾人可知，所谓的历史，简单地说就是史实与史观。读了是书，予人的印象似乎是：史实是客观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史观则可以郢书燕说，各呈春秋。

　　

　　但咀嚼再三，反而啧出别样的味道来'

　　其实，用以揭示史实的史料都未必是完整的，更要命的是，史料大都是前人一鳞半爪的观察、片言只语的记录和残缺不全的遗存，其中参杂着种种偏见、无知与荒诞，还有激愤与消沉、溺爱和冷漠，甚至遮掩与伪造、虚饰和厚诬。毋宁说，史料无非是前人的史观，不外乎'有选择地记忆'（p6）。身处其中的先人尚且不能周全客观地记录真相，难道时过境迁的后辈反而能更逼近史实？再者说了，史家面对狼籍杂芜的史料，该作如何的遴选和淘汰，本身就是由其既定的或先验的史观来把握或掌控的，史家所描述的史实，无非是他能看到的和他想看到的东西，谁能说他所还原的史实，一定就是已逝人事的本来面目呢？与其这样说，还不如径自钦定或标榜这种既定的史观，就是唯一正确的呢。但问题是迄今为止，所谓唯一正确的史观，并不存在。既然如此，那么，谁都坚持自己编写的史书是'真实地还原历史过程'，'恢复史实的全面真实性'的，那谁还能说那不是'历史'呢？

　　

　　量子力学中，有著名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它是说，粒子的位置与动量不可能同时被精确测量。所谓的历史，其实也是人们对过去人事的观察报告，比照海森堡原理，我们可以说，史实与史观，也不可能在一部'历史'中同时取得无可质疑的真理地位。现在，Heisenberg Uncertainty Principle被更名为'不确定性原理'了，它的意思是说量子世界本身具有不确定性，那人们对它的观测如何能准呢？如果将海森堡原理引入史学领域，人们一定会指责我的牵强附会：历史，是已逝时空中的人事，已然板结凝固，它怎么会像当下情势，还在变动不居、还有不确定性？！

　　不幸，历史这玩意儿还真有这么一副德性。现代的治史者，少有不将克罗齐的名言挂在嘴边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p5）。既如此，则代际更迭，'历史'焉能不变？后代能说前代的'历史'不是历史吗？如果我们进一步引申这个观点，则自然就能得出一个看似相当危险的推论：一切史学家，都是文学家。区别只在写作的文采与风格，但也有弥合两者表面上的鸿沟之成功者，比如史景迁，比如赵柏田。

　　我这么说，可能令作家高兴，而史家必然颇为不屑甚至愤怒。史家赖以坚守自己职业本色的，是他笔下的'史实'，他们一定会争辩说，作家描述的，大多是幻像。这个我同意，我只是说史家就是作家，但我没说作家就是史家。不过，两家于'意在笔先'上、在关切当下上，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史家据守的史实究竟是什么呢？虞先生引述的波普尔的话，是这么说的：'既然每一代都有它自己的困难和问题，因而也都有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观点，那么每一代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看待历史和重新解释历史'（p4）。这里，'历史'两字怕是被当作'史实'来用的。可惜，'史实'，是通过解读或解释史料而'恢复'而'还原'的（见前引p1、p4语）；而史料，我们上面已经说了，它无非是前人的史观而已；于是，关于史实，即便不是一种幻像，也断断少不了想像与解说的粘接和裱糊。过去的人物与事件，只有在进入史家的视野后才可能成为史实的，否则，它只是流水账、只是档案、只是墓葬、只是木乃伊，虽然与'历史'有关，但它本身，并非'历史'。

　　这样看来，史家所依傍的史实还靠得住么？

　　总之，凡是讲述或诠释过去人事的，要么都是'历史'，要么都不是'历史'；要么是剥离了史观从而变成流水帐的史实，要么是脱钩于史实从而沦为说教辞的史观；史观不可能彻底恢复和还原完整的史实，史实也证明不了或确立不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史观。

　　这或许是一种悖论。

　　我沮丧地发现，我已被它紧紧攫住而无可逃遁：这种逻辑贯彻到底，就不能不是一个看似吊诡荒诞的结论：司马迁与袁腾飞，在史学上其实是等价的，可分高下雅俗的，只是《史记》与《玩意儿》的文学品性。

　　

　　读书居然读出这样的怪念头来，连自己都感到惶恐甚至惭愧。如果我因此而冒犯了虞先生，在此道个歉先。

　　

　　历史的这种德性，使得历史本身，有着成为大众娱乐对象的潜质，以前的说书评话戏剧就显出了端倪，近来的秋雨散文袁氏讲坛更是如此。而到了眼下的博客推特时代，历史，已完全耐不住寂寞而逃出象牙塔尖，溶于街头狂欢的人流。

　　个中的奥秘是，史观，已经不只是皇帝冠冕上的宝石、达官胸襟前的补子、鸿儒书柜里的珍籍，它如今是百姓人人都有却不必时时炫耀的内裤。

　　这是回归，还是堕落？端视各人预设的立场而定。

　　图腾主宰下的史观，只能看到神话；信仰股掌中的史观，可以读到史诗；而奴隶主与奴隶共同创作的，只有自主人诞生起以至想像中永无尽头的未来'无边无际的恩情和没完没了的感恩。

　　

　　只有当人民不仅是实体历史的创造者还是文本历史的创作者之时，历史，才是可亲近的，而不只是高高在上教人敬畏的。

　　说'人民'，可能过于空泛，我的意思是，这两字儿，完全可以用'你我他'三字替换。

　　虞先生说：'广义地说，所谓历史就是人类对过去的一种理性反思'（p61）。

　　故此，历史，也可以说是一种思想。

　　可问题是人类迄未形成统一的思想，尤其并未达致相同的史观。'六经皆史'是贯穿吾族千载的准绳，但如今却被唾弃百年，而党国史观所向披靡已届甲子。至若普适价值观，仍处鸡同鸭讲阶段。

　　历史既是一种思想，自然异彩纷呈，香花与毒草齐开，正经共谬论一色。

　　那么，我们是否该等量齐观地对它们抱有同样的'敬畏'呢？

　　假如，我们把'敬畏'的宾语，理解为一种实体意义上的历史，那么其中有光荣与屈辱、美好和丑恶、仁慈与暴虐、智慧和愚昧，显然，人类中的君主和臣属、平民与奴隶、胜王和败寇、强权与弱势、同胞和异族、文明和蛮荒，对它的感受必不相同，甚至南辕北辙。

　　假如，把历史理解为一种思想，那么我们可以同意，思想是值得敬畏的，虽然远不止于此。

　　虞先生说，'正面的历史记忆，固然让后人深感敬慕与自豪，从而效法与追随，以便再铸辉煌；负面的历史记忆，也足以让后人畏惧与愧怍，从而反思与警醒，以免重蹈覆辙。之所以必须敬畏历史，还在于历史决不是当时威权者的一锤定音，而是无数后来者的千秋公论'（p5）。这里，虞先生把敬畏的对象由'历史'而替换为'历史记忆'了，而'正面'、'负面'云云，显然已将自己持有的和希望读者持有的价值观，置于其中。

　　但价值观来源于立场，既然世界尚未达到大同，那么人们自主采取或被迫选择的立场就各不相同，是以正负之判，非形同云泥，即势如水火。

　　《敬畏历史》一书中，处处透露出虞先生对先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念、对时势和民情的关怀和关切。

　　我理解，先生秉持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是民间的立场。

　　故，可敬畏者，乃民之史，民之思。

　　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殆无疑义。但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实在显得勉强与无奈，至少这六十余年来，民于修史，已然绝缘。就本埠而言，《鄞县通志》是由郡邑士绅发起的，但战后，民有之'鄞县通志馆'被改编为官办的'鄞县修志馆'，实开方志由官专擅之先河，好在史稿在沦陷前已经完成，故不改《鄞县通志》民修之本质。但自此以往，布衣修志已成绝唱。到了现在，党史办与史志办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岂容民人置喙？

　　思想，无论正确与荒谬，均应有问世的权利，这是虞先生再三推崇之'伏尔泰名言'（p82）的真谛。至于它是否有存在下去的生命力和价值，端赖人民和时间之选择，署办之准驳焉能定其寿夭？

　　可惜，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君意和民意，一致决意废除六法、三反五反、一化三改，籍此而在不到十年，即彻底消灭了有产者，革命革到了平民阶级的头上，亿兆一变而为党公官之奴。恩威并重的'听话跟走'之下，软硬兼施的'戴帽劳教'之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还有几多可得幸免和幸存？文-革之肇因种于何处还不清楚？

　　吾人今日感慨国之大思想家绝迹多年。但我们是否想过，那是因为个体的智商今不如昔，还是由于社会的制度反动退化？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存在前提是，精神思想者在经济生活上不依附于任何个人与团体。但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曾经清一色的'单位人'天下。

　　历史值得畏，那是因为在草民的眼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事是无常的；而从睿智的视角看来，'在历史发展中完全可能出现倒退与逆转，产生人类不愿看到的黑暗与浩劫'（p2），这不免令人心怀怵惕。

　　但历史作为一种可以自由奔放的思想，更值得敬。世间万物，唯人，对自身及代际、异族和全体，有着记忆及其解读能力，从而对当下和未来，可作预知和规划。

　　历史意识，是民族乃至人类走出迷途与困境的明灯。

　　但这盏灯，一定不能由'肉食者'专擅与掌控，否则，有畏无敬。

　　来源于新浪博客：独立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