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发生在公元805年唐顺宗时期的'二王八司马'事件的几位当事人，《资治通鉴》的总编司马光先生是排斥的，在那一段历史的描述上，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丑化式的描写和无情的批判。仔细回想起来，司马光这个态度也属正常，因为他老人家是个保守派，在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正是被王安石等改革派压制的时候，花了那么多时间去修史书，也算是和司马迁类似的悲愤之作。而'二王八司马'恰恰在执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频繁下发改革的政令，司马光怎能赞同他们？
但不管怎么说，'二王八司马'中间还是有几个厉害人物的，比如刘禹锡，那诗就写得很好，后世有'诗神'之称；而柳宗元的文章更是不必说，与韩愈齐名，并称'韩柳'。特别是这个柳宗元，绝对不是为文写文，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因而，虽然在贬任永州司马任上一呆就是十余年，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政治思考，并留下文学与思想性均达到一定高度的大量好文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同为文人，更重要的是柳宗元的文章对于政治的劝讽意义重大，所以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还是收录了柳宗元的两篇，即《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分别借用做工匠和种树来比喻治国之道。就从这一点来说，司马光还不是那么小家子气，《资治通鉴》才能成为千古传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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