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的作品-《哈耶克》书评

　　《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简介：在当今的世界上，提倡任何一种条理分明的社会秩序原则，几乎总会被冠以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这一薄名。一个人在社会事务中不附合于固有的原则，而是'按其是非曲直'决定每一个问题，并且他往往不固执己见，随时准备在相互对立的观点之间寻求妥协，这已经被视为明智的象征。可是，即使没有明确地被人们所认识而仅仅暗含在具体的决定之中，或即使稍有显露而仅仅呈现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模糊思想，原则仍有其自己的表现方式。因此，在'既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幌子下，事实上我们正在从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向具有完全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迅速迈进。

　　《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简介：此书是哈耶克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

　　这部著作不同于以往，在某种程度上，它实际上是'哈耶克对自己毕生所反对'极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努力的总结'。正是由于本书集中体现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统地批判他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主题，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主张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一种谬误'，它的译介出版势必会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影响。

　　事实上，哈耶克的'所谓'极权社会主义'是指20世纪上半叶出现在欧洲的那种'社会主义'，它与20世纪后半叶在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欧洲的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物―欧洲资本主义一样，被韦伯定义为'理性社会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构成一对政治范畴。在这样的思想视角下，哈耶克以这本书的副标题―'社会主义的谬误'挑明了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就应当被理解为是对'理性社会主义'及其思想根源―'建构理性'的批判'。哈耶克的矛头所向实际上是指韦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国家中的多数'左派'政党所吹捧的那个'社会主义理想'。

　　《自由秩序原理》简介：我们达致当下境地之道路为何，当下崇高成就的实现所依赖的政制形式（form of government）为何，以及生发它的民族习俗又为何？'如果我们将视角转向法律，便可发现它们为存在着种种差异的各种人等提供了平等的正义；'我们于政制层面所享有的自由（freedom），亦扩展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层面。'但是，我们私人关系中的这种安舒自在，并不能使作为公民的我们可以无法无天。对这种无法无天的忧虑，乃是我们的主要防卫屏障，因为这一屏障告诫我们要遵守法律和法官的裁判（尤其是有关保护被损害者的规定），而不论它们事实上是制定法，还是属于只要违反就必定使违反者蒙受大耻辱的不成文法。

　　《通往奴役之路》简介：本书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大篇幅集中於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海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

　　《通往奴役之路》与乔治欧威尔《1984》,波柏《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相媲美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如果基於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哈耶克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分歧应当在於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1979年哈耶克创立了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对照，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於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法律、立法与自由》简介：此书乃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哈耶克①历经17年的思考而分别于1973年、1976年和1979年发表的最后一部系统性的学术巨著②。这部重要著作大体上依据'法律、立法与自由'这个总标题所关涉的庞大主题而相应地被分成三卷：第一卷为'规则与秩序'（RulesandOrder）、第二卷是'社会正义的幻象'(TheMirageofSocialJustice)、第三卷则是'自由社会的政治秩序'(ThePoliticalOrderofaFreeSociety)。哈耶克的这部著作乃是他经由社会理论到自由理论再到法律理论的阐发而试图达致宏大的自由主义社会哲学体系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F.A.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先生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作品《通往奴役之路》，这并非仅仅意味着他的首都畅销书问世。这部著作不仅很快惊动了经济学界，而且很快引发了一场迄今为止仍然令广泛的阶层感兴趣的辩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哈耶克的个人兴趣。如果说哈耶克的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所同属其中的奥地利学派最初追求的是某种如同一种纯粹的'没有经验因素或历史因素也过得去的'经济理论的东西，那么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似乎想至少部分跳出这一狭窄的框框。他自己在后来也曾这样描述过：'我对纯理论有些厌倦。我写作《资本的纯理论》的四个年头里是非常艰苦的。'

　　《通往奴役之路》唤醒了所有不同流派的知识分子。或者，如同哈耶克后来所说的那样，'它关注一个瞬间，完全针对英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头脑里似乎有着一种想法，以为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只是某种可憎的东西。于是，我试图对他们说：'你们和他们一样在走同一条道路'。'

　　毫无疑问，哈耶克成功地唤醒了这些知识分子。在左派的眼里，哈耶克很快成为头号敌人。当丘吉尔在1946年的竞选讲演中引用了哈耶克的话以对他的工党对手克莱门特.艾德礼的社会主义国有化计划的危险提出警告的时候，左派利用这一点以图搞坏丘吉尔的名声。艾德礼在他的讲演中始终津津有味地强调哈耶克姓名中的'冯'字称呼，以便把对德国的仇视气氛引向丘吉尔。这对哈耶克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亲英人士，国家社会主义的坚决反对者，是本应不容任何怀疑的，更因为他自己从1934年以来就生活在英国并且已经在那里寻求避难。尽管如此，在英国仍有不少的声音在说这些，哈耶克由此被左派打上了敌手的印记，他把丘吉尔'拖下了水'，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丘吉尔的竞选失败。

　　尽管本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分析市场经济的衰落，但其大部分篇幅却是集中于一种历史的'时代精神分析'。这一分析不仅是对当时现状的总体描述，而且植根于一种主要针对19世纪面貌的较长距离的历史透视。《通往奴役之路》这一书名本身就已提示，哈耶克把这一历史发展理解为人们在走下坡路。在此，19世纪前年叶以格拉德斯通、科布登和布赖特为代表的英国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并不构成下坡路所由开始的高台。即使

　　在自由主义的'核心国'英国，反自由主义的思想现在也成了知识分子的信条，这一事实使得1989年在维也纳出生的哈耶克(1938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教授成为英国公民)感到尤其苦恼。

　　人们偶尔把《通往奴役之路》的意义与乔治奥威尔1984年的伟大的反极权主义空想相媲美。人们也很容易会拿它同卡尔.波普尔晚于它一年出版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作对比。毫无疑问，这些比较是有理由的，但是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其区别之处。哈耶克不像奥威尔所做的那样仅仅专注于细致入微地描述极权主义政权。他在从精神方面剖析极权主义思想传统的过程中不像波普尔那样集中于其明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黑格尔和马克思)。哈耶克在更大程度上把那些以较不极端的、但对于时代精神的主流来说更具代表性的方式维护他们的思想观念的思想家置于中心。哈耶克把一些在今天不知名的19世纪人物'如卡尔.洛贝尔图就归属于其中--归入那种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问世之际把几乎整个欧洲拖入暴力之下的极权主义的先驱者之别。哈耶克所追求的目标很快就一目了然。对于他，这不仅仅事关反击极权主义的残暴行径，因为这种显而易见的残暴形式的极权主义向来会被多数正直者所拒绝。他在更大程度上关心的是，揭露那些来自以为有益无害的观念的、隐蔽着的危险。这些观念远为'容易赢得多数'，但因此也远为危险。只要列举几位'作恶者'，也即弗里德里希诺曼和瓦尔特.腊特瑙，就很容易看清这一点。诺曼虽则一时坚定地主张'自由贸易'，但赞成推行一种社会国家取向性很强的、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他被哈耶克称为典型'德国式的、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结合体'的代表人物'人们从诺曼的几个创作阶段里完全可以发现这样一些蛛丝马迹。腊特瑙到他被谋害为止一直是魏玛共和国左翼自由主义派德意志民主党的最重要的经济政策思想代表人物之一，他被列为更危险的人物。这位经济管理者的政治荣誉开始于他作为战时经济的组织者(哈耶克给了他一个富有诗意的称谓，即'原始独裁者')，腊特瑙一方面明显表现出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公司国家及计划经济思想，另一方面还表现出同样明显的对自由主义和共和政治的理解力。真正的危险由此就不言而喻了。哈耶克评价道，

　　'他也许通过自己的作品比其他某个人更多地决定了上次战争期间及随后在德国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经济观，而且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工作人员应当在后来成为在执行戈林的四年计划的官员当中的骨干。'在今天，显得几乎有些嘲弄意味的是，哈耶克由此就恰好被右翼极端分子谋害的腊特瑙断言，'在较为详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史中'，腊特瑙有着'一个突出的位置'。但是，哈耶克向他承认，腊特瑙会'不寒而栗而退避三舍，如果他清楚他的极权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

　　在对腊特瑙的批评中，可以明显看出哈耶克所指的是哪一方面。虽然各种派别在目标一一如民主或独裁、自由或压迫等'的取舍方面，绝对存在着差别，但是一种要有更多计划经济成分的共识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哈耶克把他的书献给'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不足为奇了。他认为，如果基于人道考虑的社会主义者所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看与自由主义者同出一辙，那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哈耶克甚至把'多数社会主义者'列入为'坚定地'信仰'自由主义的自由理想'的那一类社会主义者。分歧应当在于那些人的手段和方法'它们是集体主义的，是与个人自由不可调和的。集体主义对于哈耶克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精神的中心特征，在其面前，所有其它特征都黯然失色。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只是'集体主义的一个变种'。事实上，他把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此等同，以至于一些作者(与《通往奴役之路》这一字面意义相反)表达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概念才是本来的总括概念。也许哈耶克就要唤起这一印象。在许多后来的著作中，他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社会主义的变种来处理，而不是根据流行的解释按照左右派划分模式把它作为社会主义的对立面来处理。

　　1979年的一次讲座中，他谈到了一种'国家'这一修饰词置于前头的社会主义'。

　　哈耶克由此创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家社会主义解释学派，他的解释与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的解释形成了有意识的对照。

　　这一解释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之时甚至在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大概是哈罗德.J.

　　拉斯基，他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尤其能够恰当地代表受到哈耶克主要批评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得到欢迎。按照这一解释，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市民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就像自由主义那样。由此，国家社会主义只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常形式，它出现于资产阶级看到他们的统治受到了过分剧烈的社会改革的威胁从而动用暴力确保他们的统治的时候。

　　这一学派的理论家们难堪地隐而不谈'国家社会主义'概念，因为它(完全在哈耶克的解释意义上)明显包含了'社会主义'属性，是独特的。人们取而代之以'法西斯主义'的概念，尽管在意大利的(更不说是奥地利的)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试图基于他们(自称)由自己所代表的占有关系而解释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必须容忍哈耶克所明确提出的问题：难道没有一种根据个人自由和通过正确选择经济秩序来维护个人自由这种衡量标准所进行的归类更适合那些也为左派所宣扬的'人道主义理想'？

　　哈耶克的假设本身多么合乎逻辑和有说服力，它们就多么能够适合于对那些误以为完全与自由主义信念一致的'所有政党中'的社会主义者提出挑衅--如果说不是甚至激怒他们的话。本书毕竟由此包含了某种把民主社会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等同的东西。民主社会主义者反对这种等同处理，这是显而易见的。早在(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不久，巴巴拉.伍顿以她独特的名为《计划下的自由》的著作成为第一个与哈耶克的著作唱对台戏的人。并非只是这一点表明了哈耶克以其反集体主义的时代批判触痛了时代精神。在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之前不久，哈耶克成为享有威望的不列颠学会的会员。后来，学会的一位朋友对他说，哈耶克永远也成不了这一机构的会员，如果这部著作早在7月而不是在9月(也就是说在选举之前)问世。

　　然而，哈耶克详尽地论证了他的这些论点，这些论点的最初效应如同一些令人不能置信的告密状所产生的效应。一即使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必须在不久后诉诸最初违心的手段，如果他真的想一如既往地实现他的有关一种值得期望的经济秩序的思想。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提供的'那种经济自由'，'过去就绝不会有个人和政治自由。'

　　对于尽管那种自由主义秩序明显忧于那些竞争性的集体主义制度，人们为什么仍然离弃了该秩序这一问题，哈耶克的经济解释是否还有效？尽管这一问题高度重要，哈耶克的解释相当模糊并且停留于单纯的简略暗示。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通往奴役之路》不是科学论文，而是作为一部通俗性著作来构思的。哈耶克的解释的出发点是，恰恰是自由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的经济成就会给自由主义带来灾难。它具有简直是'自我毁灭'的性质，'在将来很可能被看作这一成就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深远影响的作用的东西，是人们对于由自己掌握自身命运的新感觉，是人们对可以无止境的改善自己的处境的信念，一种由已实现的东西所唤起的信念。'哈耶克在这里所描述的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他后来称之为'构成主义'的东西，也就是受到有意识的塑造能力之影响的东西。这一态势得到了强化，因为'由于这些已实现的东西'，人们显然不大愿意满足于容忍尚存的、现在似乎不可忍受的和不必要的弊端'。其后果是：'所实现的被看作一种保险的和不可丧失的占有物，是一劳永逸地获得的。人们只是还对新的权利要求感兴趣，遵循旧的原则似乎妨碍了这些新的权利要求的迅速满足。'

　　这听起来非常摩登。即使在现在，虽然'社会'福利国家还没有突变为极权主义国家(在这里，哈耶克也许是过于悲观)，但是对于公民们来说，它已成为一种束缚人的和在财政上不堪重负的负担，因此，这一对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的批评有着巨大的意义。在(通往奴役之路)最初被左派成功地唾弃以后，最终成为80年代最强有力地启发英国的政策重返市场经济原则的那样一部著作，这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其它国家，如在美国，哈耶克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反思的精神领袖。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他获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1989年苏联帝国社会主义暴政的终结，也许是在他的人生旅途尽头最值得他欣慰的事情，而且许多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和'哈耶克协会'。

　　他们找不到比这更好的镇山之主了。

　　当一位社会事务的专业研究者写了一部政治性的书时，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清楚地在此加以说明。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我不想以社会哲学论文这种更高雅虚妄的名称来称呼它，以此掩饰这一点，尽管我未尝不可以这么做。但是，无论名称如何，根本点仍是我所说的一切源自某些终极价值。我希望在这部书中还适当履行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职责：毫不含糊地阐明全部论证所依据的那些终极价值是什么。

　　然而，有一件事我想在此加以补充。尽管这是一部政治性的书，但我像任何人一样可以肯定，书中所申明的信念，并非取决于我的个人利益。为什么似乎如我所愿的那种社会给我带来的好处，会比给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好处更大，我无法找出任何理由。其实，我的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同事常常告诉我，作为一位经济学家，在我所反对的那种社会里，我应当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当然，前提是我得让自己接受他们的观点。我觉得同样肯定的是，我之所以反对这些观点，不是因为它们不同于伴我成长的那些观点：既然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坚持的观点，而且正是这些观点使我将经济学研究作为职业。对那些依据流行的时尚在每一个政治主张的申明中寻找利益动机的人来说，或许可以容我附带说一声，我有各种合适的理由不必写作或出版这部书。它必定要冒犯许多我希望与之和睦共处的人们：它也迫

　　使我将我觉得更能胜任并且从长计议我觉得更重要的工作搁置在一边；而且，尤其是，它肯定不利于接受那些更严格的学术工作的结果，而这种学术工作是我倾心向往的。

　　假如我不顾这些，而把这部书的写作当成我不可逃避的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现时代有关未来经济政策问题讨论中的不寻常的和严重的情况所致，这些情况几乎尚未为公众充分地意识到。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多年以来已被战争机器所吸收，并因其官职在身而缄口不言，结果，有关这些问题的公共舆论，在令人吃惊的程度上为外行或怪异者、为居心叵测者或卖狗皮膏药的人所操纵。在这种情况下，一位尚有闲暇从事写作工作的人，难以将忧虑缄藏于心；当前的种种趋势必然在许多人心中引起这种忧虑，只是他们无法公开表达它们罢了--尽管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会乐于把有关国家政策问题的讨论，留给那些对这项任务更有权威、更能胜任的人去做。

　　本书的中心论点最初曾在一篇名为'自由与经济制度'的文章概述过，这篇文章发表于《当代评论》1938年第4期；后来，它被增订重印成为H.D.吉迪恩斯教授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主编的《公共政策丛刊》(1939年)之一。承蒙上述两种出版物的编辑和发行人的慨允，使我得以引用原文某些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