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与每个中国人息息相关，人们从婚丧嫁娶到生儿育女，从衣食住行到谋职升迁，都曾经或仍然或多或少牵涉户口问题。但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样一种普遍而又具体的社会制度，或许并不是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人类学的传统较多地是从微观层次上对单质社会的观察，从中发现文化的规则，领悟人性的特征。所以，把关系到所有人切身利益的普遍制度作为人类学考察对象，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学传统范畴的超越。
或许，正是出于要进行这一超越性的尝试，陆益龙在《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一书中，大胆地将户籍制度这一宏观的课题纳入到了人类学的视野之中，并成功地尝试撰写了一部'具体制度的民族志'。但是，作者并不仅仅是要给我们展示一部'制度民族志'，从本书的整体内容来看，作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有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究竟给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的时间跨度很大，作者不仅梳理了1949年以前的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考察了户籍制度从周代的'料民'到汉代的'编户齐民'，从宋朝的保甲制到民国时期的《户籍法》。作者从浩瀚的典籍材料中，提炼出了不同历史时期户籍制度的精髓，揭示了户籍制度的本质，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户籍制度作为集权国家进行密集控制的途径和手段，目的在于征调赋役、限制农民流动、施行礼教和建构'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它带来的社会效应是制约了农民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增加了制度创新的成本，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绩效和社会发展进程。此外，作者还对1949年以后直至今日的户籍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既解析了《户口登记条例》，也透视了'卖户口'等现象，并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偏重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反城市化'的逻辑以及国家关于个人权利界定的意识形态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它的社会影响不仅仅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户口切割的地区及阶层差别，即户籍等级结构。
仅从题目来看，《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一书似乎超越了人类学传统研究范围，然而从具体研究内容和方法角度来看，该书的研究依然遵循着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逻辑。这一点在作者的田野研究部分表现尤为明显，作者选择了一个城市郊区建制镇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对那里的派出所、居委会和村委会及其管理人员的户籍管理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参与观察，从中发现了基层户籍管理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也对那里的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状况给予了关注和细致的分析。与人口学中的一些研究不同，作者不是就某个条例或措施进行泛泛而论，而是通过田野作业所得到的活生生的材料，向人们展现了现实中的制度及其影响，从而让人真实地了解到户籍制度的控制功能及其与收入分配的差别、分层和流动机会的差别、权利和义务的差别、婚姻市场机会的差别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那种建立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的理论总结'在户籍管理过程中，地方政府及管理机构赋予户口以一定的价值倾向，并为达到各自目标而附加一些限制条件，从而使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法规所提出的公益性目标难以实现，而控制和分配功能则得以强化'更具说服力。
在回答户籍制度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及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一问题时，作者始终抓住了社会差别或社会不平等这一主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资料收集、分析和论证。如第五章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差别这一角度，考察和分析了城镇户口居民和农业户口居民在资源的拥有、收入和财产等方面的差距，以及这些差距与户籍制度的安排及户口不同之间的联系，并概括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家集中控制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户籍成为重要的分配依据。农业户口身分的人只获得了少得可怜的土地，得到很少的资本投入，而城镇户口身分的人，实际上既享受了土地资源的配置，也获得了资本的配置。资源配置的差别，是城乡收入和财产分配差别的根本原因。
在讨论社会不平等问题时，人们一般较多地关注现实中分配结果的差距，而忽视了分配原则及人与人之间身分、初始机会的不平等。本书作者则对这个问题予以了深切的关注，在对社会差别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中，主要以初始机会和身分平等原则作为切入点，这一研究策略避免了常见的关于社会差别问题的空泛议论，使讨论更贴近现实、更具实在内容。例如，第六章通过对社区中的职业分层和上升流动机会的现实状况的考察，探讨了社区内分层结构、社会差别与户口差异之间的关系。第七章主要分析了不同户口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差别，结果发现社区内两类户口在劳动权、产品支配权、受教育权利、流动权利以及所承担的义务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平等。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农业户口需要承担公共建设和公共事务的负担，而同属一个社区的城镇户口则不需要承担。在第八章当中，作者对社区内的通婚状况进行了考察和分析，由此获得的发现非常有趣。作者提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男女在婚姻市场上的地位和婚配机会是不均等的，两类户口身分的价值不等导致了二元化通婚圈的形成。
既然户籍制度是一项具有普遍影响意义的社会制度，那么在这里就涉及如何将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引入到对这一制度的思考中去的问题，在处理这一问题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田野研究上，而是继续作了理论的概括和分析。作者理论分析的主要概念工具是公民身分与户籍身分、身分平等与不平等以及公民社会。作者提出的公民身分理论，不仅反映了户籍身分社会与公民身分社会之间的差距的现实，而且也表达了作者对社会不平等现实的人文关怀。
很显然，《户籍制度'控制与社差别》一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讨论户籍制度今后如何改革，不过作者在最后的章节中，还是就这一问题给予了理论的概括。与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作者提出了一种值得深思的观点，即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个政策性或技术性问题，因此，仅就某个条例或措施进行有限的修补是不够的，改革的关键在于转变制度中的某些意识形态观念，并确立身分平等的基本原则。
通览全书，不难看出，作者在对户籍制度的分析和研究中，表现出了功能主义的分析风格。例如，在探讨户籍制度何以存在、有何影响等问题时，作者的分析某种意义上与默顿所说的'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决定结构'的理论逻辑有不谋而合之处。尽管理论界批评功能主义分析有循环论证之嫌，但是，如果能结合丰富的经验材料，功能分析也还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或许，作者正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一研究，给学界提出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功能主义方法论问题。
文：谢仲礼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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