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时，战火始终在北方燃烧，未能波及南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张巡率军死守睢阳一年多，让叛军前进不得，最终让叛军南进计划泡汤。若不是这样，一旦南方沦陷，则唐朝的税粮来源被掐断，安史之乱可能就不是八年了，或许更长时间，或许就灭了唐朝。为了守睢阳这一座孤城，张巡在粮食吃完之后，只好食人肉，从杀食老弱病残开始，直到妇孺。到最后实在无力反抗而城破时，张巡等人依然誓死不降，被叛军杀害。
就是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在张巡等人死后却引来无数的激烈争辩，千百年来，一直不能平息。就在当时的唐朝中央，就有一些人认为为什么要守孤城，为什么要食人肉，为什么不早降以保存百姓？并以此拒绝为张巡等人进行褒奖。在一片议论声中，张巡的朋友李翰写了一篇传记，认为他以少抗多，以弱抵强，保护江淮，而且殉职，功劳太大；现在没有人提他的功劳，却只讲他的吃人，这等于是只讲瑕疵不讲贡献；而且他是等援无望，被迫吃人，又不是存心吃人；现在张巡死了，再高的荣誉也没有用，只能留下美好的名声，我斗胆为他写传，以防事迹失传。
李翰的奏章一出，当朝的议论基本平息，但后世的议论却不能平息。著名的思想家王夫之对此事的看法是，张巡确实功劳非常大，因为他吃人不嘉奖不对，但对他带头吃人的行为也要斥责，否则丧失人性。王夫之还对李翰对于吃人的轻描淡写进行了反驳，认为当时的吃人情景想来都害怕，绝不是损失百人而保天下那样轻松。而且，张巡是死了，若活着，则荣华富贵必不可少，那时张巡又如何心安理得地去面对被吃掉的人。如果这种行为不斥责，害怕后世有人以此为理所当然，贪功图赏之徒以此为习惯性手段。
柏杨先生则从现代的民本思想，对李翰的损失百人而保天下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驳。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一种欺诈，用妇女儿童的血来展示忠贞，是禽兽行径，爱国只是借口，不是职务责任。他把睢阳之围与美国、墨西哥之间的阿拉姆城之围相比，阿拉姆城死守到最后全城被屠，情节与睢阳之围类似，但阿拉姆城先疏散了老弱妇孺。因而，他认为阿拉姆之围可歌可泣，而睢阳之围只有泣，没有歌；中国人没有生命的尊严，在暴君恶徒眼里一文不值，在圣君贤相及忠臣义士眼里也只是成功的手段。
我个人在不同的书籍里读这一段历史已有十次之多，对其惨烈的情景深感震惊，对其重大的历史功绩深为敬仰，而对于那些为此而牺牲的将士表示敬畏，特别是对于那些被当作粮食吃掉的人们表示极度的痛楚和哀悼。但我对此事也有自己的看法，对于历史事件的讨论，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以今人的思想去评判古人，结论差异自然很大。就当时来看，吃人的事件不是一次两次发生，对于睢阳之围的吃人与国家的安危相比，张巡等人肯定以国家安危为重，而牺牲老百姓肯定也不是他们的意愿，但被逼无奈，这是当时人的普遍思想状态。再说一些人提到的放平民出城，估计也难办到，由于张巡守睢阳，前后多次打败叛军，最后吸引了十余倍的叛军来围城，叛军恨之入骨，只怕城里的老百姓也是同样的被痛恨，此前叛军已经上演数次屠城事件，睢阳的老百姓出城被屠的可能性极大。因此，对张巡等人不可过于批判。此事放在今天，当民本思想已经普及的时候，人们肯定不能接受吃人守城的事情发生，但二战时依然有日本士兵吃人求生的事件发生，而对千年以前的人又怎能苛求。但不管怎样，这样惨烈的场景谁也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只能对历史怀着敬畏的心情，并祈祷此类事件永远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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