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商鞅学管理-《商鞅》书评

向商鞅学管理
文/交广企业管理咨询公司首席讲师谭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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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姓公孙，卫国贵族，好刑名之学，闻秦孝公求贤，离开魏惠王，筱供以他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商鞅在秦国震动颇大，通过变法使得秦国日渐富强。商鞅的许多经典的故事历代被世人传颂，即使在于今天，他的许多言行对于我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管理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与指导意义。所以，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官网www.tanxiaofang.com）今天就围绕着商鞅的话题展开内容。

天下万事，变法最难。第一难，百分之十掌握权力的人拼死反对变革，不幸的是，变革的所有措施都要靠他们来推行实施。第二难，百分之八十的人不愿意变革。千百年形成的规矩一时改变，谈何容易？第三难，百分之十想要变革的人不知分寸，难以驾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变革，不是失败，便是演变成血腥战乱的原因所在。

然而，有一个人却成功了，他就是商鞅！谭小芳老师（预定商鞅管理智慧课程，请联系13733187876）以'谭小芳读史原则'为手术刀，剔除司马迁的文学创作，探寻商鞅成功的秘密。放眼大处，国家大事有借鉴作用；着手身边，一个衰落企业的起死回生，一项企划案的顺利实施，一次人生低谷的绝地反击，都能有所启发。具体的启发有如下几点'

一、商鞅的目标管理

秦国所有的生产都是按计划完成的，实行的是目标管理。秦律规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应生产的产品，又没有朝廷的特别命书，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师与丞各要罚二甲。这充分说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给官府工室下达生产任务的。采矿、冶铁业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规定的产品数量，如在尚未验收时就有丢失，或不能生产到规定数量，罚其曹长一盾。可见，官府手工业必须按朝廷计划进行生产，不得擅自改变，也不得完不成任务。

二、法制建设与规范管理

商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由于他在秦国持续二十年的变法改革，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秦始皇根据商鞅变法所创立的秦国行政体制，在秦朝被推翻之后依然持续了两千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所以有历史学家甚至把商鞅变法看成是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界限。

《商君书》中'说民第五'的最后一段，整段文字对这句话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商鞅认为，治理的关键是要能做到赏罚分明，而赏罚的基准应该是法律，不应该是当官的说了算，也不能由君王说了算。法律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被鼓励的。更加重要的是，所有的处罚或奖赏都必须公开化和一致性。只有公开化了，才能做到一致性。只有做到了一致性，才能收到好的治理效果。如果同样的事情处罚或奖赏却不同，治理就会出现混乱。当法律成为了所有人处理事务的唯一准绳，那么事务在越小范围内得到处理，治理的效果也就越好；事务在越快时间内得到处理，效率就越高，治理的水平也就越高。

谭小芳老师表示，然而尽管商鞅的伟大几乎无人能及，两千年来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却一直不很高，这固然与汉以后儒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法家受到儒家的打压有关，更重要的可能还是由于秦始皇的专制残暴让人们迁怒于商鞅，尽管秦始皇的专制残暴发生在商鞅去世百多年之后。即便在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今天，依然有人以商鞅的法家思想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为理由，拒绝承认商鞅法制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有积极作用。

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的管理，如果企业产生了问题，可以由具体基层责任人根据企业的规定直接进行妥善的处理，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就非常高。如果虽然企业有相关规定，但却形同虚设，遇到任何问题都必须由中层管理者出面才能妥善处理，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水平属于中等。如果这个企业遇到任何问题都必须要由老板或一把手来亲自处理，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显然属于低等的水平。

所以要想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关键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企业机制、特别是能有效进行分层管理职权机制，以及能保证这套机制能有效运作的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外加一个不大权独揽且能知人善任的明智老板或企业核心领导班子。谭小芳老师认为，企业治理如此、城市治理、国家治理等何尝不是如此。由此亦让我明白，强调法制的商鞅也并不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喜欢极权专制，从他的这个判定标准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在今天依然闪闪发光的充分体现民主法制精神和智慧的东西。

三、商鞅的数字化管理

秦国的这种数字化管理，不仅体现在上述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上，还体现在具体生产的过程中，体现在每一个具体的生产要素上。秦人最大的特点是功利实用，做事目标非常明确。

在农业耕作方面，秦国也处处显现出数字参与管理的精确性和高效性。如在播种时要求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等，这种在全国推广的数字化管理使得耕作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即我们今天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就是说，在一些专业方面选择一些最优化的标准，用数字固定下来，强制在全国推广。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种种，使得秦国的农业达到空前的先进与发达，其农业先进的管理一点不亚于2000年后的今天。

数字化管理不仅表现在农耕、畜牧的生产过程中，还表现在分配领域。国有化的经济在秦国占绝对地位，自然就会带来国家运行成本的问题。当劳动者都在为国家效力，执行职务行为时，他们的一切开销要由国家来负担。军队上战场，士兵的吃穿住行的费用自然要由国家来负担。奴隶、刑徒，虽然在皮鞭下无偿地为国家劳动，但他们也要吃饭。不吃饭就无法延续劳动力。这一部分支出，自然也是国家来买单。还有，秦国有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国家的公务员，他们的俸禄、薪酬、出差时的津贴，不用说，也是从国家财政中支出的。

四、跳出商鞅的时代局限

中国专制历史的分野，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商鞅变法，主要内容为定都、建县、辟土、定赋、本富、劝战、禁奸、重令。其中禁奸规定：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互相觉察；一家有过，九家举报，不举报者，十家连坐。政令一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商鞅把他们全都拘禁于官府治罪，发配边疆。因为前者'梗令'，后者'媚令'，皆非'良民'。同时大开杀戒，商鞅经常到渭水监斩，最多时一天诛杀700人。

严刑峻法之下，秦人完全异化为'农业生产机器人'和'军事战争机器人'，不敢对政令言是言非，唯有机械地遵照执行，具有极高的效率。虽说苛政猛于虎，秦帝国兴于商鞅变法，亦亡于商鞅变法，但汉袭秦制，千年之下，由于商鞅之道确实可以驱万民为一人之驱使，剥取天下之财富供一人之淫乐，所以商鞅虽亡，其政绵延不息。

谭小芳老师认为，现代化工业产生了'经济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异化为流水线上的零部件。其实，中国农民在商鞅变法之后，始终是典型的'经济人'，'冷漠'地置身于帝国的兴亡之外。专制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但商鞅以极其不人道、野蛮的手法，一层一级地推进到社会底层，彻底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却是之前与之后封建专制的最大不同。

富士康'十连跳'悲剧的背后，是商鞅式的企业治理模式'郭台铭的'铁腕管理'层层推进，对员工进行精神奴役。试问，假如商业帝国的崛起，在中国，只是制造新一代'沉默的大多数'：兴，员工苦；亡，员工苦'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谭老师认为'从心理有没有问题和工资、福利高不高看富士康'十连跳'，不如反思商鞅思想之流毒，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构建健康的企业文化，告慰那些年轻的亡灵，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或许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