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书生论兵、带兵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性格形成-《曾国藩与湘军》书评
(2008年5月30日邓清源随中共中央委员、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周伯华察看抗震救灾情况，周伯华是从湖南一步一步干出来的官员）
'无论茶余饭后，抑或是治学探幽，湘人总绕不开一个话题：为什么湖南的读书人那么爱论兵、带兵，那么知兵？'无湘不言勇'，惹多少湘人心潮澎湃，总回首那汹涌变局、血火战场。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岳麓书院那幅张扬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在满山红叶或满目青翠的映衬下，总让人发思古之幽情，令三湘四水的后学陡生俯视天下的勇气。也许到此一游的外地客不爽，但考究一番数据后又不得不折服：近代中国有影响的顶尖军政人物，湘人占44名，居全国之冠；亚军为广东，38人；季军为浙江，22人。现代中国顶尖军政人物，湖南63人，居第一位；广东44人，居第二；四川排第三位，40人。此数据写入《辞海》。可以说，近、现代中国史，是湖南、广东、四川、浙江人的历史。对联可谓字字珠玑，催人追根溯源，探讨前驱者的成功之道，岳麓书院的精灵之气昭告后进：湖湘书生爱论兵的文化性格和遇天下变局绝不袖手旁观的文化精神是岳麓书院奠基者和杰出人物言传身教的结果。
岳麓书院是世界第二古老的私办大学，早世界知名的牛津大学191年，创于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矛盾的朝代，富裕发达却又'积贫积弱'，北宋神宗时国家积累的财富占世界总财富的70%，但在军事上却让北方的虎狼之师盯着这头肥牛不放，始终处于被追杀的状态。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有三大发明于宋时出现和大规模运用，但并没有改变宋人被欺辱被宰杀的格局。宋朝'黄袍加身'、通过军事政变得来的天下多少打破了'君权神授'的光环，于是出现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态势，读书人参政、议政空前活跃，而军事失败带来的忧愤之情在士大夫之中弥漫并四处寻找出口，探索雪耻中兴之策，于是，借助私学培养后学，传播自己政治主张和文化价值观的教育模式开始大行其道。在这种大背景下，以四川绵竹人张栻为主要奠基人的岳麓书院一开始就高扬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大旗，改变官学教育沉溺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的教学模式，以理学大师朱熹'格物致知'为教育原则，讲究践履躬行，为国家人民勇于担当，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圣人伟业。加上张栻的父亲张浚是与岳飞、韩世忠齐名的抗金名将，张栻本人也一直以'慨然奋战仇虏、光复神州为己任'（朱熹语），论兵治国成了张栻和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格物致知'的主要表现形式，使他们成了反对以秦桧等为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的激烈主战派。张栻以抗金复仇为治国的大纲，提出了'选将帅、练甲兵，通内修外攘、进战退守为一事'的战略方针。岳麓书院的许多著名弟子也积极投身抗金战场，成为抗金的中流砥柱。到南宋末年，书院师生抗击异族入侵的斗争更加惨烈，当元将阿里海牙率军围攻长沙之时，老师尹谷为明抗元之志，举家纵火自焚，以杀身成仁激励学生和守城将士。在尹谷的感召下，岳麓书院的数百师生放下龙飞凤舞的笔，操起不太熟练的刀登上城墙与攻城的凶悍元兵博斗，几乎全部战死。前仆后继，一个个岳麓师生以救亡图存、复兴民族、振兴国家为己任，勇于担当、舍生取义、杀身体成仁，使朱张理学亟欲培植的这种经世致用的人文精神在师生们的言传身教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并成为后世湖湘书生的文化自觉，谈兵、知兵成为湖湘书生'格物致知'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并在天下大变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英雄辈出。
'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湘书生的集体自觉使他们在天下大变局中挺身而出，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了如此高的美誉。由于湖湘文化的熏陶，湖湘书生在大变局中勇于担当，坚韧不拔，矢志不移，挥挥手就带来一片云彩，因而出现下笔写近、现代史就得先提笔写湖南人的格局。心忧天下的文化传承，使得读书人求知以'穷经致用'为目的。晚清中兴重臣左宗棠新婚时新房自题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真有气吞八荒之志，可算是湖湘书生绝不龟缩旁观、时刻准备龙腾虎跃、为天下苍生奋然一搏的真实写照。因为左公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禁烟英雄、抗英名将林则徐把他在贬戍新疆时绘制的地图和收集的资料连同自己的'御俄之志'全部托付与他，并与陶澎等人反复向皇上举荐，使得左宗棠由幕僚而跃升为封疆大吏，术器结合，平定新疆，建盖世奇功。正因为心忧天下，使他的眼光和境界均高于李鸿章。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李鸿章因拥北洋水师自重的私心主张先放弃匪首阿古柏侵占的新疆，以'海防'的名义优先发展北洋水师，强化他的政治资本。事实上，军力优于日本海军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海战中失败，李鸿章的这点私心也是重要原因。而高瞻远瞩的左宗棠'海防'与'塞防'并重，认为新疆不定，北京终日无安，'是故重新疆者可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他顶住巨大压力，在花甲之年以白发之躯抬棺入疆，率六万湖湘子弟凭着数年的精心准备，一举收复新疆，恢复六分之一的国土（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为中华保全了这块富饶之地。这位湘军首领和淮军首领李鸿章比起来，一心存海宇，高瞻远瞩，一挟私短视，只顾眼前利益，崇高与卑下毕现。试看他写给家人的信：'天下事总要有人干'，自己一介书生，'岂可避难就易'。抬棺入疆，为的就是天下苍生。为天下苍生，便有了世界视野。
湖湘书生的文化自觉，使得他们在时局大动荡、天下大变革中绝不作壁上观，反而孜孜探求振兴之道，敢为天下先。为什么不靠海临边的湖南会出魏源这类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睁眼看世界的首倡之人？为什么会出曾国藩、左宗棠这类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首批实践者？俯看天下，纵论短长，也是湖湘书生论兵、知兵的文化性格使然。魏源的'师夷长技'有三：一是战舰，二是火器，三是养兵、练兵之法。于是有了'洋务运动之父'曾国藩造枪炮之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和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和中国海军的萌芽。魏源号召'以甲兵止甲兵'，告诫'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的呐喊振醒了多少沉睡的国人。连日本的'明治维新'也受他《海国图志》思想的巨大影响。
心忧天下的使命意识和'格物致知'、'穷经致用'的学风，使得湖湘学子时刻在准备着，求知不忘论兵，怀抱济世之学，因而一遇乱局便能龙腾飞跃、大展身手。打出'无湘不言勇'威风的湘军创建者，在太平天国起义军风卷满清残云之时，并不在任上，而是丁忧在籍。清以孝治天下，官员父母去世须辞官回家守孝。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丁忧在籍的江忠源在新宁县募勇500名奔赴广西，号称'楚勇'。由于江忠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就好谈兵，向他的'楚勇'不仅灌输了'忠孝礼义'，而且教习了'兵法技勇'，因而敢'扎硬寨，打死仗'，他率领的'楚勇'迅速打出声名，成为湘军的源头。而被《剑桥中国晚清史》称为'正经上层人物投笔从戎的前驱'的江忠源自然成为湘军的鼻祖。正因为有逢乱世不作壁上观的文化自觉，使得我的出生地湖南省新宁县这块越城岭下经济落后的土地一下子出了'中兴四将'：官至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官至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任直隶总督的刘长佑和曾任浙江提督的刘光才。他们成为乡人投笔从戎搏取功名的典范。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故事一是积攒钱财置田置房不如给后代进行智力投资；二是读书不能读死书，要时刻关注时代所需；三是小看大、少看老，有上进心和有本事的人终不会埋没山野。'中兴四将'便是乡中长老代代相传的典范，是讲白话的不衰题材。
紧随江忠源之后的刘坤一是以廪生身份投笔从戎，受族侄刘长佑之邀而率乡团助战，转战数省，战功累累，成为继曾国藩之后最受慈禧太后宠爱的汉族中兴大臣和湘军宿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率湘军坚决抗战，之后又积极支持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又想尽千方百计保留维新成果，是一个崛起于乡野、心存海宇、积极探索的晚清改革派。而同样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面对所向披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从江忠源以书生身份而崛起于行伍中看到了希望，组织'练勇'与太平天国起义军对抗，终因江忠源早早战死而成为湘军的灵魂，破天京（南京）后功成名就，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而文人出身的曾国藩也特别喜欢提拔书生为将，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58%，而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官至巡抚者14人，'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此言的确不虚。曾国藩的看相识人能力也是非凡的。李鸿章曾向他推荐了三个人，曾国藩一看二谈就识出了一个人才。他先是悄悄观察在他庭院等待他召见的三人：一个不停地观察他屋内的摆设，似乎在思考什么；一个规规矩矩站在庭院里等候；一个相貌平平却气宇轩昂，背负双手，仰看天上浮云。观察完后，曾国藩一一与之交谈，那个留心他家摆设的人与他谈得非常投机，对他的喜好非常熟悉，但曾国藩从他善观察和对所学知而不深中看出他是个喜钻营之辈，认为难于托付大事，只给了一个虚职。而那位仰天看云之人虽然相貌、口才平平，却非常有主见。曾国藩从他仰头看云的等待中品出了他的从容淡定的大将风度，而从面对显贵不卑不亢的谈吐看出了他的主见，是个可塑之才。曾国藩虽不介意他在交谈中顶撞自己，但认为他爱顶撞人的耿直性格会召至口舌是非。他只选择了此人去军前效力，叮嘱手下大加载培，此人就是刘铭传，他果不负所望，在征战中脱颖而出，成为李鸿章统帅的淮军悍将，并成为台湾首任巡抚，在垂暮之年率台湾军民重创法国侵略者。但他也一如曾国藩之料，因口舌是非黯然离开台湾。这充分说明曾国藩确有知人善任的眼力和度量。这些投笔从戎的书生们非常重视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我小时候就听祖母讲过许多有关太平天国起义军（我家乡称之为'长毛'）被'楚勇'们奋勇追杀的故事，也听过'长毛'们杀孕妇取食胎儿之类丑化太平军的故事，其实这不过是江忠源、刘坤一的宣传手段。曾国藩的湘军也是有主义的，这就是湖湘文化所大力倡导的儒家精神，他认为'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并作《爱民歌》规范湘军行为：'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头，莫揣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爱民使湘军声威大振。有意思的是，现代史上两个互为政敌的政治军事统帅毛泽东、蒋介石都佩服曾国藩，引以为师。在岳麓山下数尽风流人物的毛泽东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为革命军队所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此影响，蒋介石在黄埔建军时更是原汁原味地印发《爱民歌》在军校生中传唱。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成为湖湘文化的典范和湖湘书生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成为朱熹之后儒家文化的宗师。
由此，我想到了著名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发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钱学森之问'，从岳麓书院所培养出来的湖湘顶尖人物来看，以复兴民族、振兴国家为己任的使命意识和'穷经以致用'的学习方法是成为顶尖人才的必备条件，这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正因为有这种文化自觉，湖湘书生走出了魏源这种'睁眼看世界'、提出主动学习西方长处的思想家和曾国藩、左宗棠这类'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家和理学经世派；'六经责我开生面'，看清原有政治制度的局限，上下不断求索适合中国的道路，于是有了以谭嗣同、刘坤一为代表的维新派，以谭延闿、杨度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以黄兴、蔡锷、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新民学会派'这些湖湘书生为振兴国家或变革，或革命，或修修补补，维新变法，或舍生取义，欲彻底推翻旧世界，终至毛泽东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制度，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使他们的学习成了一种不断发现自身缺点、寻找变革甚至革命道路的创新型学习，使他们在各自阵营、各自时代中脱颖而出，成为领袖型顶尖人才。
这种在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文化熏陶下对过去、现在、将来进行集体思索的创新型学习，使得湘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纵横驰骋，人才辈出，不断翻新、改写着中国历史。改变现状的愿望是'穷经致用'、创新型学习的动力；时刻为时代所需准备有用的知识是脱颖而出的关键。而现在的大学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对过去和未来缺乏全面的反省，也就冒不出顶尖的人才。难怪钱学森对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发出这样的感慨：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输在哪，输在缺乏强烈的忧患意识，缺乏那种为改变现状'霸得蛮，吃得苦，耐得烦'不断上下求索的精神；缺乏那种国家事我不干谁干、面临苦海深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文化自觉。湖湘书生论兵、知兵，一入行伍便敢于'扎硬寨，打死仗'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其实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我们的近邻日本之所以在二战失败后迅速崛起、复兴，也源于强烈忧患意识下的反省式学习。我曾看到过留学日本回国从事管理咨询的学者披露过这样一件事：对于中日战争日本大阪给他们的学生出了这样一道考题：日本跟中国100年打一次仗，19世纪打了一仗'日清战争'（我国称甲午战争），20世纪打了一场'日中战争'（我国称八年抗战），21世纪如果日本跟中国开战，你认为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可能的原因和近因在哪？如果日本赢了会赢在哪？输了输在什么条件下？这就是在强烈忧患意识指导下的进行集体思索的创新型学习。而我们的考题是甲午战争发生在什么时候？签了什么条约？赔了多少款？考的是死记硬背的功夫，完全是湖湘文化强烈反对的训诂、考据类学习。谁能培养后代爱思考的习惯？谁能让后代放眼世界、放眼未来？谁能让国人时刻保持忧患精神？谁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两相对比，一目了然。
回首湖湘文人书生论兵、知兵的心路历程和一入行伍便能龙腾虎跃、创造辉煌战果的奇迹，并不是为了搏得浅薄的夸耀，如数家珍般的自我陶醉，而是为了探讨湖湘文人为什么在近现代独领风骚、人才辈出；梳理那种心忧天下，'灭私欲、存公理'、勇于担当、穷经致用的湖湘文化精神和文化性格是怎样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是为了防止湖湘文化精神在中国GDP奔二赶一的自喜中像水土流失那样不经意中让高山仰止变成凄然回味；是为了找到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是为了强化我们时代的文化性格、文化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