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半年前，我曾站在北京街头掂量过一个问题：'如果买盗版书不会被工商抓住，为什么还应该去买正版书？'思考的结果是，我花10元钱买下了盗版的《魔鬼经济学》这本书。
《魔鬼经济学》分析了许多古灵精怪的日常案例，其中费尔德曼卖甜饼的经历与维特根斯坦的困惑有关联。费尔德曼卖甜饼的方式很特别：他每天把甜饼送到各公司的零食间，在边上放一个盒子，人们拿完甜饼后自己往里面投钱。这种收款方式完全依赖于客户的自律性，换言之，每一个取甜饼的人都免不了扪心自问：'如果白拿甜饼不会被他人发现，我为什么还应该往盒子里投钱？'费尔德曼卖了二十多年的小甜饼，事实证明，有87%的人在无人监管的前提下投了钱。费尔德曼还发现，在自己的公司和在一家几十人的小型公司，支付甜饼钱的概率要比几百人的大型公司高出3%～5%。这并不是因为费尔德曼的公司和小型公司的员工更诚实，而是因为在这两个情景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更加紧密，犯罪者所承受的羞耻感和社会压力更大。
这个道理和乡村社会的犯罪率要远低于城市犯罪率是一样的。从乡村到城市，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在礼俗社会里，亲属、邻里和友谊构成了顽强的纽带，不管人们在形式上怎样分隔也总是相互联系的。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道德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德的外部环境变了，在人潮汹涌的大型陌生人社会中，除了设立严刑峻法，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各种纵横交错的熟人社区，让原子化的个体重新恢复与周遭环境和人的深厚联系。这或许是挽救道德败坏的一个可行途径。
文：周濂 出处：东方早报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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