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冥冥中的感召，在驱车去内蒙草原的路上，随手拈出的这本充满草莽气息的《遍地枭雄》，让我同时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彼此感应彼此注释的'旅游'。
窗外是连绵不绝的阴山'一片容易惹发人们思古幽情的地域。在这片汉族与少数民族、在位者与造反者、华夏与异域千年争战的要地，曾经上演过多少历史的悲剧、正剧与闹剧，孕育出无数经天纬地的英雄或骂名千载的奸雄。然而一切俱往矣，换来的是一个寰球同此凉热的'清明世界'高速公路将京师与草原连成两个朝发午至的'地点'；放眼处皆为散布其间的加油站、广告牌、汽车旅馆、超级市场；即便置身在草原深处，依然会有２４小时供应热水的标准间，会有用同一配方烹制出来的麦当劳或肯德基'这一切，驱走了人们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的浪漫的历史想像，游历在此意义上变成了'旅游'空间方位上的移动。
幸亏同时也在阅读《遍地枭雄》，这让我经历了另一层时空的游历。它以细腻的笔触，掀开了这个世界另类、隐秘的一角，告诉我们一切并非是那么一览无余、寰球同此凉热。也许救世的英雄或乱世的奸雄正在从这个世界消失，但在以全方位社会化的组织、秩序和宰制为特征的现代生存之外，依然有非现代的'江湖'，那些道貌无异于常人，甚至就是常人摇身变成的方外人士或'游侠'在其间自由驰骋，践行他们的梦想、'秩序'或'王道'，王安忆称之为'枭雄'的世界。请注意，这个枭雄的世界和金庸式的通俗文学传奇是不相干的；并且作者也有意要抛开'犯罪'、'黑社会'等的司法系统和侦破小说一类的视角，带领我们勘探（或想像）现代'游侠'（或 '枭雄'）的产生，以及个体生存角度下的制度根源。
其实江湖也好，枭雄也罢，它与组织化、规范化的现代社会是水火不容的，因为它奉行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与现代社会的道德、法律规范格格不入。但现代社会的组织化、规范化，在排斥、否定江湖社会的同时，是否将人们关于江湖生活的梦想或需求的基础也连锅端了？回答却是否定的。我们看小说里的主人公'那四位'枭雄'，他们都是主动地脱离先前所栖居的环境，那个为我们所熟悉的、规定了我们的身份和生活任务直至言语方式的现代社会，投入到结成的'江湖'当中。作为这个小江湖的组织者兼精神导师，'大王'是个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渊博的书本知识、严谨的理论思维的退伍军人，他的人生梦想里，庄子式的散淡、齐物，诸葛孔明式的谋略、躬行，甚至伟人式的挥洒、济世，驳杂而又相安无事地聚到一起，共同发挥作用，让他抛妻别业，选择在世间游走，体验和冒险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纠集起三位小兄弟，一边指挥他们拦路劫车，一边又以自己的阅历、知识和理论悉心调教他们，试图组成一个有着自己秩序和精神追求的'枭雄'世界。最为奇特而又发人深思的是从被劫持到主动加入的'四弟'韩燕来。这个生性腼腆、乳臭未干的小出租司机，一生未出过上海的弹丸之地，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内心深处生出摆脱循规蹈矩、寡淡无味的生活轨迹的冲动，这种连自己也莫名所以的冲动一旦与化外的生活相遇，为江湖的自由与豪迈所诱惑，便如同打开了一扇生命之门，迸发出灼人的激情，以一种在常人看来是自我毁灭的方式，加入江湖的大军，从其他三位'枭雄'的受害对象，摇身成为一名'枭雄'或枭雄的追随者。
这样，《遍地枭雄》便和《水浒传》等传统的'黑道小说'分道扬镳。在传统社会里，枭雄多起于乱世，一个让人无法正常生存的世道，才逼迫人们以非常态的方式求得生存，所以《水浒传》里的英雄／枭雄们多是被逼上梁山的。他们的江湖行为，哪怕高到推倒皇帝、'替天行道'的境界，也脱不过追求物质生存的平等、反抗社会压迫和阶级矛盾。而《遍地枭雄》里，从平民、常人到'枭雄'的人生转换，其动力源自个体对普泛的现代生活方式的怀疑与反抗，指斥着现代社会通过物质经济、社会组织、伦理道德乃至一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方式来管理、规训和宰制个体生活的困境。在这样一重创作目的和视角下，《遍地枭雄》里着力要塑造的'枭雄'们，他们的思想意识、所作所为也便与侦破小说或非虚构的新闻纪实里表现的、人们习见习闻的'罪犯'和'黑社会'有了本质的差异，因为后者所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要以非法的手段，剥夺人们的物质乃至生命权利。而在'枭雄'们，作案犯科只是追求自由、自然生活的方式；物质享受和利益始终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大王'甚至发展出一套逻辑来批判物质进步带给人们的便利，从中你可以听出老庄哲学的遗韵。
但正像老庄哲学在现代社会毕竟成了只能存放于思想博物馆里的珍罕物，'枭雄'的江湖游走也好，'盗亦有道'也罢，一旦他们的行径对社会、对他人构成威胁和损害，便不可避免成为社会声讨和打击的对象，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故作惊人语地为小说取名为'遍地枭雄'，并特意在后记里指明其主旨在'遍地'，想来是隐讳地揭示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存的压抑、宰制的普遍性，必然导致普遍的梦想与反抗，而'枭雄'或江湖只是其中一种极端的或传奇的方式。
文：易 晖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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