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7月31日，下午，德国对俄宣战。伦敦和纽约的交易所先后停市，无限期，'《伟大的博弈》第237页描述了这样一个问题：'华尔街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重新恢复商业活动。投资者不仅无法买卖证券，而且，事实上，他们根本无从确定手中证券的价值。'
资本定价，这是市场实践中的一个严重问题。理解资本定价机制，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对于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的纯粹理论研究，始于老奥地利学派的庞巴沃克，以及他的几乎唯一可以匹敌的论争对手，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这两位大师之间的论争，最后看上去成了这样的局面：就他们对资本市场的理解而言，他们之间的分歧远比他们各自与其他人之间的分歧更小。
不确定性与机会，这是理解资本市场的最关键的一对范畴。如果我们对'劳动价值论'有所怀疑并保持着怀疑，那么，基于劳动价值的客观测度的'剩余价值'、'剥削'和'资本'范畴，就都成了问题。事实上，由于人类社会生产环境的极端不确定性，不论在过去还是将来，任何试图客观测度价值的努力都是十分可疑的。按照我们人类的如此渺小的理性能力，我们似乎只能获得关于任何价值的一些主观测度--作为'不确定性'的必然后果。并因此，因为我们对于任何价值，尤其是对于长期价值，可能持有十分不同的主观测度，才产生了投资机会--从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中获利的机会。从这一看法，费雪比庞巴沃克走得更远，他坚持认为，市场利率仅仅在人们想象的投资机会的差异与人们愿意等待的时间的差异，在这二者之间被决定。庞巴沃克则坚持认为生产技术的'迂回程度'对市场利率的决定具有某种长远影响。
今天，费雪的看法占着上风。资本市场的实质是什么？按照熊彼特的解释，市场是这样一种机制，它把人们关于同一事物价值的许多不同的主观测度揭示出来，从而通过'对话'--货币的或商谈的，实现价值均衡，如果这一均衡最终能够存在的话。资本市场的实质就在于它最初是用来揭示人们关于资本品的许多不同的价值判断的机制，只不过，为了诱使人们表达出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本身往往价值连城，这一信息披露机制必须允许正确表达了自己与众不同的价值判断的那些英雄们，获取超过一般水平的回报--或者等价地，承担超过一般水平的惩罚。这就是'超额利润'的理由。
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的那年，戈登在《伟大的博弈》第98页这样写道：'很多经纪人每天可以赚取800－1000美元的佣金，'在当时，1500美元相当于一个很不错的中产阶级一年的收入。'这些经纪人运转着上述的关于资本价值的信息披露机制，于是，他们可能并被允许得到超额回报与超额惩罚。你想知道超额惩罚的例子吗？在华尔街比比皆是。'1920年，在华尔街上赔钱是一件极为容易的事，即使你没有陷入那些蓄意害人的阴谋中也是如此，事实上，这一年，人们目睹了华尔街上最大的个人财产损失：威廉.C.杜兰特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损失了九千万美元'（《伟大的博弈》第263页）。杜兰特是通用汽车的缔造者，美国最伟大的工业资本的运作者之一，他之所以非要在那场世纪大熊市降临之前耗尽个人财产来'托市'，仅仅是为了要保护那些信任通用汽车的股民的利益，当然，还应当归咎于工业巨头们通常具有的过分的自信心。
首先，戈登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其次，作为财经专栏作者，他甚至自称不是一位经济学家。不过，这本著作显然得益于他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得益于他们在华尔街的经历，例如，戈登写得最精彩的章节，我认为就是'伊利铁路股票大战'，而那是戈登的祖父最早给他讲述过的故事（参阅《伟大的博弈》中译本第六章及第380页）。
戈登这本书的结构，独运心裁，每一章的文字都围绕一位或数位资本市场的英雄人物展开，借助对一系列事件的描写，他勾勒出华尔街和纽约资本市场从1630年代荷兰移民那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资本主义精神史。或许，在新近出版的同类作品当中，堪与之比肩的是戈登的另一本著作，Harper Collins 出版集团2004年10月推出的《An Empire of Wealth：The Epic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Power，1607-2001》。
就《伟大的博弈》而言，最吸引我的，也最激发我思考的，是中译本第六、八、九、十二章。美国人在19世纪中叶至末叶，尤其是围绕'伊利铁路股票'的资本之争，目睹了当时政治家们无以复加的腐败，立法与司法，竞相腐败。一方面，议员们沦落为'两边通吃'的老鼠，如果两边支付的贿赂差不多，他们就收取全部贿赂，然后投'弃权'票。另一方面，'最高法院就是我们最大的阴沟，律师则是一群老鼠。我的比喻可能对老鼠有点不公平，因为老鼠是非常干净的动物'（第126页）。范德比尔特，这位带着典型荷兰姓氏和让我肃然起敬的工业巨头（第五章的故事），这位扭转了华尔街历史走向的英雄，当他用巨款控制了巴纳德法官以后，他的对手立即用更高的价格买通了吉尔伯特法官。后者颁布了与巴纳德法官完全相反的法令--谁能责备他们？他们现在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第127页）。当这场恶战结束的时候，'伊利公司总共花费了900万美元，比它销售'掺水股'所获的收入还高出200万美元'（第133页）。换句话说，双方用于贿赂法官的费用比法官带给双方的非法利益还高出三分之一。不过，'最大的丑闻还是动产信贷公司事件。1865年，联邦政府授权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建造一条穿越中西部地区的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线。政府将铁路沿线数百公顷的土地作为该公司建造铁路的补贴，这些土地未来将会因铁路线的通达而大幅升值。为了中饱私囊，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时髦的法国名字--动产信贷公司，然后雇用这个公司来建设这条铁路线。动产信贷公司向联合太平洋铁路疯狂索取天价的建设费，榨干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和它的股东们，养肥了动产信贷公司的股东们，也就是联合太平洋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确保华盛顿方面不会干涉，管理层贿赂了格兰特政府的许多成员（甚至包括第一副总统）和国会，行贿的方式不是送给他们现金，而是在私下给这些官员一份厚礼：允许他们'购买'动产信贷公司的股票，并用这些股票未来的巨额股息来支付'（第153页）。
在《伟大的博弈》里，作为财经出版物的读者，你可以读到几乎全部正在你周围发生的丑恶--美国人早就体验过这些丑恶并且找到了一些正确的方向，一些或许能够减少这些丑恶的演化方向。当然，老黑格尔告诉过我们：历史绝不重复自己，至少不在悲剧意义上重复自己。中国人正在和将要体验的，不是真正的悲剧，就是美国悲剧的中国闹剧。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中国的股票市场上买卖'期权'合同，那么，我敢打赌，以'市场'的名义在19世纪的华尔街发生过的一切丑恶行径，都会以各种翻版的方式被引入中国。到那个时候，我一定首先到这本书里来查阅诸如'卖空袭击'和'杀空绝技'这类股市策略的经典案例，并且，我一定会发现，在中国股市里玩儿'卖空'和'杀空'的赌徒们，与德鲁（第六章）和赖恩（第十二章）相比，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群小巫。
也因此，读者才会被摩根的感人肺腑的回答打动。当摩根被国会听证委员会询问'商业信贷的最重要因素'时，他毅然回答：'先生，最重要的是品德。'比金钱和财产更重要，'即使他以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做抵押，'（参阅第170页）。
为什么叫做'伟大的博弈'？为什么我们要赞同这一标题？我们打算无视在资本市场内部和外部的已经并且还在发生的那些比老鼠更肮脏的动物的行为吗？斯密和康德教导我们：恶，很遗憾，是上帝为了在人类身上实现其高尚而隐秘的计划而不得不允许的，甚至是必须采纳的手段。如同树木必须竞争阳光才向上笔直生长那样，人类社会必须从竞争中甚至从战争中，找到正确的演化方向。
理解资本市场，关键在于理解'时间'--否则，这个世界里就只有'消费品'而没有'资本品'。创造了时间的不同意义的，是生命，是不同生命的千差万别的追求，以及同一生命在同一瞬间的不同欲望。市场之所以带给我们巨大的福利，无非因为它有效地揭示出了上述那些不同的追求和欲望。如果市场突然停止了运作，我们将立即陷入远比让市场停止运作的任何恐慌更为强烈的恐慌--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为宝贵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定价，分工和分工的协调将突然消失，或者，陷入无法忍受的混乱，人们在街头相互射杀，或许仅仅为了争夺一幢估价差异太大的物业。又或许，我们退居洞穴，刀耕火种，自给自足，因为分工混乱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分工所带来的好处。
恶，包括为了找到与众不同的创新方案我们愿意支付的巨大的超额利润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避免的阴谋与暴力，--我们应当明白，这些创新方案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成功了，我们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的改善就肯定会大大超过与此相关的全部阴谋与暴力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恶，于是成为实现最终的善的必要手段。内在于我们本性的伟大的创造力，如果不是被满足我们欲望的种种不善的手段激发出来，简直就永远无法被开发和利用。资本市场里充塞着这样的人性的贪婪，'和被激发出来的伟大创造力。
理解资本市场，最困难的不是理解上面讲述的那些内容，而是理解市场内与市场外的制度创新的意义。对一位旁观者而言，在市场的外部，立法、司法、以及其他诸方面的制度改进的判定标准或许是让市场比以前更加自由--前提是'自由'已经从抽象概念被转化为某种可操作的准则，这在许多场合只要求对市场采取一种消极的，即尽量减少干预的态度。可是，对一位市场参与者而言，在市场的内部，任何制度改进，往往不能求助于消极态度，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对市场采取一种积极的，即努力让市场按照参与者认为更合理的方向演化的态度。一套制度演化的历史，通常表现为许多出于个人利益试图对制度加以塑造的制度参与者们的社会博弈的一系列均衡格局。换句话说，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特定社会的经济游戏，一方面是资源配置的博弈，一方面是关于资源配置的游戏的规则的博弈，这两方面的博弈，其实是同一游戏的不同侧面。摩根以个人力量拯救了美国之后，中央银行制度才逐渐走出第一和第二合众国银行失败的阴影，承担起调解货币供给的职能（参阅第九、十、十一章）。从华尔街内部看，摩根的行为，不论它包含着多么高尚的动机，毕竟是造福于摩根家族的长远利益的从而可以被视为博弈策略的行为。从经济史学的角度看，摩根的博弈策略导致了市场规则的重大改变，不再单纯是一位市场参与者的博弈策略。
如果我们把自由市场及其可能为我们带来的巨大好处想象为完全不需要从外部加以干预的'永动机'及其所提供的动力，那么我们永远无法获得市场的好处。阅读《伟大的博弈》及与此类似的经济史著作，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自由市场的健康运转必须基于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市场参与者们，分享的关于市场规则的共同知识的传统。当哪怕只有一位参与者的行为越过了由这一共同知识所界定的'底线'时，其他参与者就可能纷纷越过这一底线从而瓦解了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转。反过来说也成立：哪怕只有一位市场参与者愿意支付个人代价，出面惩罚那些越过了底线的参与者们，那么，长期而言，这个社会里将出现越来越多继承了这位'利他惩罚者'的文化或生物基因的个人，最终可能使社会走出'囚徒困境'博弈的困境。
越是充满着不确定性与机会的世界，那里的优越制度--例如自由市场制度，就越倾向于允许人们获得超额利润（以及超额惩罚），为了鼓励创新，从而尽量分散和降低了整体生存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这类创新活动及其超额利润所带来的个人权力，在优越的制度安排下，又不应当导致个人对市场的操纵。因为任何垄断，等价地，任何绝对权力，都绝对地趋于腐败。
什么样的利润是被允许的超额利润？什么样的权力是可接受的市场权力？什么样的创新活动被认为没有超越底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者这些行为规范的界定，依赖于市场参与者们分享的共同知识传统的性质。在西方被公认为腐败的权力，在东方或许司空见惯。在东方被看作日常消费的饭局，在西方或许算是反常的浪费。
资本市场于是可以被理解为受制于社会交往和社会选择的政治艺术，保持着这一艺术的高超水平的社会，就可能充分开发资本市场的优越性。反之，缺乏这一套政治艺术的人类群体，即便把成功资本市场的正规制度抄得惟妙惟肖，这制度也难免要流于腐败，殇于无序。
我承认，这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是写给深入思考过制度问题的人看的。当然，那些深入思考过制度问题的人，或许恰恰无须再看这篇文字了。
文：汪丁丁
出处：社会学人类学中国网 200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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