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货币主义
货币是难以想象的奇迹。但有了货币,起码造成了两种困惑:在理论上货币造成了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的鸿沟,而在现实中则触发了通货膨胀或紧缩,使经济出现波动。这两件事情都不好办,所以只要能解释其中的一个就足以名垂青史,要是能兼顾之,那只能称之为大师了。很幸运,我们可以找到一位这样的大师,他就是弗里德曼。由于其在货币数量论上的杰出贡献,荣膺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且作为反通胀的旗手,与凯恩斯主义鏖战不休,最终在二战后全面确立其货币主义的地位,正由此,有人将弗里德曼奉为货币学派的祖师爷,尽管弗里德曼认为祖师爷应该是欧文.费雪。
大部分人知道弗里德曼,恐怕还是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或者是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许还有他与夫人罗斯的那本厚厚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一般而言,不容易想到他的货币数量论。所以对他从费雪的理论中汲取的思想不甚了解。不过商务印书馆的这本《货币的祸害'货币史片段》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论的一个简本,成书于1994年,是弗里德曼对以往工作的一个简明总结,更为深入浅出。弗老从研究货币开始,到老年对此问题作一个回顾,这对于了解其工作,是很好的材料。
这本《货币的祸害》的主要理论工作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完成,1963年,弗里德曼与苏珊.施瓦兹合作完成了《美国货币史,1867-1960》,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奠定了弗里德曼与施瓦兹在货币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11年后,弗里德曼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货币'条目,是对他的权威研究的进一步认可。而这本《货币的祸害》中的另一个主题'通货膨胀'问题,也是缘于1963年弗里德曼写就的《通货膨胀:原因与结果》一书。但即便如此,对于专业领域的读者而言,这本《货币的祸害》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作者借此书回顾总结自己30多年的货币研究,自有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当然,也如本书的译者安佳所言,这也是'一本适合大众阅读的理论著作'。
2、货币与通胀
货币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分野的标志,有了货币,一切经济行为就大为不同。实际上,你很难想象手中的一张100元的人民币可以用拉兑换各种商品,只是这个交易行为你已经习以为常。而仔细深究起来,却非常可怕,因为这毕竟只是一张纸,但居然整个社会对此毫不怀疑地接受。这其中的关键还在于人们相信政府信誉。不过这一点实际上很脆弱,至少弗里德曼对货币史的研究告诉我们,政府的可信度并不高。或者说,政府并不是必要的。
在威廉.福内斯的《石币之岛》中就没有政府的影子,但搬动与磨制石头,形成石轮就是受承认的货币。弗里德曼引述这一案例,并且表明甚至石头不一定要拿在自己手里或者放在家中,才是货币。只要在石头上做一个记号即可。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来类比各国在其他国家的储备。无非也是在其他国家的银行的几个抽屉上标上几个记号,而且在现阶段普遍的纸币不兑换条件下,同在石头上划记号实在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本身并没有耗费人类劳动的东西(马克思语),被标上了一个记号就属于了某个主体。而在石币上划记号,同现代交易在账簿上做标记,也是异曲同工。也就是说,也许并不需要特别贵重的东西,甚至也不需要政府,相互承认的信用就可以支撑起货币体系。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货币?物物交换在小范围的社会中可行,因为整个熟人体系有助于维系买卖分离的功能,比如说今天张三买了邻居李四的东西,可以在后天甚至更远的时间付出另一件物品。而买卖分离正是货币的主要功能,可以将交往的范围急剧扩大,在整个陌生人体系中形成新的信用体系,并且在更大的交易范围内节省交易费用,但前提依然是一个人敢放心持有纸币。因为一个人敢放心持有,是因为相信其他人也会接受。这种自发形成的相互承认的信用体系并不特别需要'国家权威'。
但正如国家的产生的一种解释是节省交易费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开始控制了货币的供应,并把这种相互承认的信用改成了国家信用,整个货币信用体系仿佛是国家在背后做支撑。但弗里德曼的研究令人信服的表明,实际上国家要考虑一个问题,也就是当'钱'不值钱的时候怎么办?
钱不值钱的专业说法,叫做通货膨胀,也就是说你只能用更多的钱购买和原来等值的商品。这样对于消费者而言或者对于现金持有者而言,哪怕你把钱存在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里面,也不能保证其价值。这样的话,老百姓就会想出其他的方法来规避这部分政府多发的钱。在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问题归根结底只能是货币数量过多的问题。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简单概括了。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受一定限制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也是受到限制的,当政府开动印钞机不断印出新钞票的时候,更多的钱对应于不变或者变动很小的商品总量,就会让价格上涨,如发的钱超过流通所需要的钱数倍,甚至更多,那么严重的通货膨胀就会产生,最终导致交易各方对货币的不信任转而采用其他的东西作为货币。
3、中国问题
弗里德曼考察了不少例子,主要是集中在战争时期,耐人寻味的是,弗里德曼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弗里德曼访问过中国,并且向当时的领导人进言,这恐怕是促成弗老思考中国问题的原因。战时由于政府出于军需考虑大量发行货币,往往导致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对中国国民党最终溃败的解释也落脚于国民党引发通胀,但是却没有适当的终止手段,以至于货币贬值几万倍,在极端的时期,农民不得不使用耕牛和大米作为货币,因为政府发出来的货币价值还低于手纸。这样从对货币的不信任,引发了全面的对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国民党的垮台。
不过中国问题很复杂。货币数量论的直接嫁接肯定不合时宜,因此在处理对中国的看法上,弗里德曼的笔下出现了张嘉璈和汤良礼。这两位是从现实中获得一手经验的。前者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在中国银行任职23年,反对袁世凯的'禁兑令',平息挤兑风潮,后投身学术,根据多年实际经验写出了《通货膨胀的曲线》。这也是研究当时的中国问题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文献。后者曾任国民党的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并于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货币系统》,创新之见迭出。对弗里德曼的研究起到了支持作用。而弗里德曼在理论上主要援引的是杨联陞和叶孔嘉,作为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学生,杨从历史角度切入中国货币与信用问题;而叶的博士论文则是从长期统计分析中来考察中国金融的波折。
梁捷在《上海证券报》发表的书评中称弗里德曼通过张嘉璈、汤良礼、杨联陞、叶孔嘉等的著作渐渐拼成一幅中国近代金融体制完整的图景。并指出'一个外国老人如此认真学习和分析中国货币改革失败的教训,他的忠告自然是值得我们认真倾听的。'这是显而易见并且毋庸置疑的。
从弗里德曼对于货币史片段的研究中,或许可以理出这样一条思路,即货币的产生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是好事,但货币被政府掌控之后政府有多发货币的倾向,多发的货币会引发通胀,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要严格控制货币的数量,交给一个独立的中央银行,这是弗里德曼的建议,但是这是基于政治权力有相互制衡的结构中才成立的。只是针对这一点'弗里德曼认为是共识的东西,在现实中不被认可的比比皆是,这也是货币问题将会持久争论下去的原因。只不过,争论恐怕更多是政治问题,而非学术了。
作者: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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