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写长沙市民生活蜚声文坛的何顿近日携手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他的新长篇《我们像野兽》。打电话约他做专访，他主动要求采用email的方式，原因是他的口音太'长沙'了，怕我听不懂。而事实上，正是这种运用本土语言的创作成就了他独特的'长沙风味'。
何顿觉得长沙话有魅力，长沙方言的顿挫感节奏感很强韵味十足。在何顿的小说中，一般叙述用书面语言，人物对白几乎全是长沙土话。大量运用长沙方言，却并未影响何顿小说的传播，倒是成就了他'这一个'。
记者：有不少文章说到您笔下有'长沙风味'，什么是'长沙风味'？
何顿：'长沙风味'就是用长沙话写长沙地域的故事。我是长沙人，要我用普通话，我写不好。用长沙话写不要多想，我从说话到思维都是用的长沙话。用普通话写就要想，想普通话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我们都晓得生活中生动的语言是不能用书面语替代的，例如对话，你用书面语写对话，就欠一种叫做生动的东西。
记者：是否能够认为从你的小说中可以提取出一部长沙市民层面的'风俗志'？这是你在写作中明确追求的东西吗？它是否会成为你作品的一种标志？
何顿：我从来就没想过'风俗志'这样的问题，我只是想怎样把自己的小说写好，写得让读者拍案，或者跳起来骂娘，说：'这个杂种写得真好。'能达到这个效果，也算是做了件好事。用长沙方言写作早就是我的一种标志了，这种标志我并不想要，但没办法。
何顿新作《我们像野兽》演绎了上世纪80年代七个美院毕业的大学生的世俗生活。封面上的宣传语是：'一代大学生的浮世传奇，从理想主义走向沉沦的灰色发迹史。'
记者：新长篇中的主人公是一群美院的学生。这是否更容易显示出从理想到现实的落差？
何顿：这只是一个碰巧的机会。那段时间我刚刚完成长篇小说《香水百合》的初稿，正想出门走动。恰巧一个朋友打电话，要我去吃饭，于是去了。他们都是学美术的，早都毕业了，混得都不错，开奔驰、马宝、丰田，最差的也是本田雅阁。饭桌上，大家都晓得我是个作家。聊天中，他们提到了他们当年奋斗时的故事。我听得很激动，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很生猛的一代，比我小个七八岁，却比我们敢闯敢干。我问他们：'我可以写你们的生活吗？'他们说：'可以。'我因为感到他们的生活太生猛海鲜了，就想无所顾及地写，便问：'可以随我怎么写吗？'他们回答：'随你怎么写，我们都没意见。'就是这句话让我放开了胆子写。人有时候是需要勇气的，他们给了我写这部小说的勇气。
记者：同时他们是60年代生人，这个年代走出来的某种意义上的'文化人'您认为这是怎样的一代？
何顿：他们都是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他们又是追求生活讲究个性的搞美术的，脑海里就没有什么条条框框。这一代人信仰上有些荒芜，他们虽然生在'文革'中，却没被文革运动所伤害。在他们读初、高中时正迎上改革开放，当他们上大学时，西方思潮随着国门的敞开入侵了他们的脑海，理想的大门却坍塌了。整个社会在他们眼里变了，变得物质了，金钱从不起眼的位置上攀升到了耀眼的位置上，于是他们跟着这个社会共同物质起来。
记者：这让人想起'摩登时代'之前的'原始积累'，这里面混杂了一种藏污纳垢但生机勃勃的东西。和一些比较'飘'的城市文学不太一样。你是否对这个阶段着迷？您觉得现在有比较出色的城市文学吗？
何顿：你问现在是否有比较出色的城市文学，我想《我们像野兽》就是一本出色的城市文学，是值得城市人一读的，至少值得20岁以上的城市人读。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直接升大学的，根本就不认识社会，没一点社会经验，以为社会就跟大学校园似的。我写这本书，就是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当你踏入社会，社会迎接你的不是大学老师告诉你的东西，它要残酷得多，也现实得多，还违背伦理道德得多。《我们像野兽》中没有理想，写的是现实社会这个大家庭中充满了各种欲望的残酷无情的生活。很多人读正面教育的书太多了，也该读点反面的书，好适应生存环境。社会可不是书本，了解了社会中的弊端，可使年轻人摆正心态地面对生活。《我们像野兽》应该有这方面的作用。
何顿对欲望、虚无及精神深度的发掘是建立在他'单刀直入'的速度上，他至少为阅读接受群体提供了一类人本真性的生存景观。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放开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何顿的作品的确比较'生猛'。
记者：这部小说在您的小说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何顿：它没什么很特殊的位置。我创作这部小说时，只是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放开一切传统观念和思想，放大胆子写一部当代都市长篇小说。无论写成什么样子，关键是要不受传统观念的约束去写。当然就写成了今天出版的'猛相'。这本书有人读了后说好，有人读了后大骂，说我利用肮脏的东西赚稿费，将受到良心地谴责。我只能说没办法，惹您生气了。
文：丁丽洁
出处：文学报 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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