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战战兢兢的讲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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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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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王雷老师的教育随笔写序，这是王栋生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我欣然从命，不仅是因为王栋生、王雷是我的母校南师大附中的老师，我似乎有义务为之鼓吹，更因为我对王雷这个年龄层次的老师有特殊的兴趣和关注。
我一向认为，中国语文教育和改革的关键在于教师，而我对语文教师队伍又有如下观察：五六十岁老教师，像王栋生这样的，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智慧，自然是目前中学语文教育和改革的顶梁柱，但他们即将退休，于是，就有了'王栋生'以后'的问题。这些年中学陆续进入了一批二十多岁的年轻教师，无疑是教育的新生力量，但他们不仅存在一个不断积累教学经验的问题，而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如王雷文章所说，他们自身就是在应试教育中培养出来的，走上教育岗位，就很容易'无师自通地一头扎进应试教育的怀抱里'（《应试教育的报应来了》）。这样，我们的目光，就不能不转向王雷或比他年龄稍小的三四十岁上下的中年老师的身上。他们上大学期间，或直接受到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教育，或在九十年代还感受到启蒙主义的余光，因此他们是能够和王栋生们对话的；另一方面，他们在加入中学语文教育队伍后，又直接承受着日趋严重应试教育的巨大压力与诱惑，夸大点说，他们的从教，正好经历了'教育堕落'的全过程（在我的感觉里，中国教育，包括基础教育的大滑坡、大堕落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的，于今已有十年历史）。应该说，这一代教师的分化是最严重的，在压力和诱惑下，有的迎合而高升，被应试体制培养为接班人；有的消沉了；然而，也还有人在艰难中坚守，王雷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有时或许会有五四以后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感觉。因此，他们是最应该关注的，因为他们才是今天的中学语文教育和改革的真正骨干和接班人，'王栋生'以后'的路，还要靠他们去走，去闯。同时，他们也是最需要支持的，因为他们不仅承担着教学工作和家庭生活的重负，而且在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体制内，事实上是被忽略、压抑，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他们内心的焦虑、煎熬，恐怕是我们这些局外人所难体味的。因此，我越来越意识到，我，以及像我这样的关心语文教育的学者，社会人士，应该关注这些教学第一线的中年教师，他们的精神状态，语文教育思想和实践，决定着中国中学语文教育的现在与未来。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期待视野来读这本教育随笔的，并从中看到了王雷老师，或许还有'王雷'们思想、精神的两个侧面。
首先是直面现实，敢于说出真相，时时发出忧愤之声的王雷。他的《语文教学，我的八个不明白》让我读得心惊肉跳'
'一，母语是人的第一素质，如此重要的学科在中学却始终处于陪衬的地位，学校不重视，学生没兴趣，教师无奈何，究竟是为那一般？
' 二，学生学了十几年语文，又是自己的母语，怎么到头来，语文素养还那么寒碜，字写得东歪西倒，书不肯读，文章不会写？
' 三，一个人的语文素养是很容易被别人了解的，看他写个东西，听他说几句话，再了解他喜欢读什么书，怎么读的，就很清楚了。如此简单明了的事情，到了语文高考中，怎么就变得那么复杂起来了呢？
'四，语文应该怎么学？多读多思考，多说多练笔，仅此而已，哪有那么多高深的理论？
'五，语文应该怎么教？想方设法让学生多读多思考，多说多练笔，仅此而已，哪有那么多玄虚的东西？
'六，语文应该怎么考？几篇文章阅读，一篇作文，足以考出一个人的语文素养和能力，要那么多花花哨哨的东西干什么？
七，语文教学和考试沸沸扬扬改革了20多年，除了把教师改得越来越不会教，把学生改得越来越不想学，把青少年的人文素养改得一代不如一代，还改出了什么呢？
八，以上问题无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怎么就好像大家都约好了似的，一起犯糊涂，还犯得津津有味的？'
说的都是事实，讲的都是常识，但就像那件皇帝的新衣，无人说破'因为已经见怪不怪了，已经懒得说了，还怕被人说自己'偏激'，'多管闲事'。但王雷不能视而不见，不能无动于衷，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因为他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关，他也有责任。于是，又有了这一番沉痛的话：'课堂上，面对五十多个活生生的生命，我常常感到战战兢兢，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该讲些什么和怎么讲'，当看到那一双'迷惘的眼睛'，从中'读到的是孤独和无助，痛苦又麻木'，'我突然明白了：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没有谁脱得了干系，我同样参与了这场可怕的谋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站在教室的讲台上，我战战兢兢'》）'真正打动我，让我感到震撼的，正是王雷的这一发现。因为关于中学语文教育的批评、牢骚，我们已经听得多了，但像王雷这样把自己摆进去，追究自己的'罪责'的，不说绝无仅有，大概是少而又少的。但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教师的必然有的态度：因为他是以学生的生命的健全成长为自己的使命，并且在教师工作中寻找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他必须为学生的生命和自己的生命负责，因而对在现行教育制度下，学生和自我生命的异化，他必然是极度敏感而痛苦的；因为他又面临着尽管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有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普通教师却又不得不、不能不遵从其规则的矛盾，他的无时不刻的有罪感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正是这样的源于有罪感的责任意识，才让我看到了希望。这至少说明，在王雷这样的教师这里，心还没有死。而在我看来，中国基础教育，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教育改革最严重的危机，就在于绝大多数教师的心已经死了。他们或者在教师工作中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再追求意义，而以教育为谋生手段，其中最好的也是听从指挥，作好规定自己做的事情，更多的则是在混日子；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现行体制，力图从中谋取私利。'哀莫大于心死'，当今之中国，还有多少人愿意谈论语文教育？！因此，王雷写这么厚厚一本书，我还这么正而八经的评论，都是在说无人说的傻话。
不过，即使无人说，也还是要说；这就是王雷和'王雷们'的另一面：'反抗绝望'。
我还是赞成王雷的这一选择：'中国的教育现实需要我们作深切地批评和自我反思，并更应有切实的行动'，'我们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周围已经存在的某些空间，这样的空间实际是存在的，我们应该一起来努力扩大这个空间'。（《对谁负责？负什么责？（附讨论）》）。我注意到王雷的这篇文章，写于2004年。不知道王雷老师今天是否还坚持这一点？因为从2004年到2010年，六年间，王雷说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如王雷所清醒地估计到的，这些年中国基础教育的最大变化，是应试教育的逻辑已经'内化'为学生的'自觉要求'了；今天王雷这样的教师还要进行改革的行动，首先就要遭到学生的反对，更不用说他们背后的强大后盾'那些望子成龙已经失去理性的家长们了。
但我们都是孔夫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生哲学的信徒：只要还有一点空间，我们还要行动。谁叫我们是教师呢，只要我们还在当教师（王雷说，他除了当教师，已经不会做别的事了，这是实在话），而且心还不死，我们就总要在教师工作中寻求某种意义，于是，我们也就要在不同程度上坚守我们的某种教育理想。
王雷认为，要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坚守教育理想，首先要有自己的语文教育观。这也是我深以为然的。因此，我读王雷的教育随笔另一个关注点，就是他在长期阅读和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属于自己的语文教育观。他在这方面的许多精彩论述，都给我很大的启发。我试图作一个概括，他对中学语文教育大概有四个坚守。一是坚守基础语文教育的'人性'：'教育的实质是人的教育，而应试教育的实质是非人的教育，这是他们的根本区别'（《应试教育的报应来了》），'语文应该是最具人文关怀的一门学科'，'作文就是做人'（《谁在写？为什么写？》），语文教育的核心是'以文化心'，不能'动心'的知识灌输与能力训练都是失灵魂的'残缺的教育'（《残缺的教育：动脑动手不动心》）。二是坚守语文教育的'诗性'：'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人是寻求诗意的动物，只有在诗意的状态下，人才出场'（《也说'没意思'》），'青少年应该和诗歌结下不解之缘'，它'培养审美趣味'，陶冶性情，让学生的'头脑、精神直至灵魂变得澄明、丰富、深刻和美好起来'（《语文教学：呼唤诗性'诗歌教学随想》）。三是坚守语文教育的'生活性'：'教育就是生活'（《教育理想主义者存在的理由》），'为什么不引导学生去关注和思考发生在他们身边的精彩纷呈的事件？我们天天看到、听到、感受到的活生生的现实，为什么不能进入学生的视野，进入语文、作文，乃至高考的考场？'（《柔性暴力和话语霸权》）四是坚守语文教育的'书卷气'：'中学语文教育的任务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读书人，文化人'（《语文教学：呼唤诗性》），'语文课是干什么的？很简单：读书！教师和学生一起读！'（《语文教育：建构学生的精神世界》），'读书是一种习惯，习惯是一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就是人的命运，也是民族的命运'（《读书是一种习惯》）。'语文教育的'北'在哪里？在阅读和写作，在思考、对话与交流'（《《语文考试说明》该寿终正寝了！》）
我担心这样的摘句式的概括叙述，会遮蔽了王雷老师论述背后的生命气息：对他来说，这都不是抽象的理论、理念问题，而是连接着活生生的教学和社会实际，这里有他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审视与批判，远忧和近虑。
关于最后一点，我还想作一点发挥。正如王雷老师所说，中国语文教育问题，说复杂也简单，现在是冲出迷雾，脱虚就实，脱繁入简，还原常识的时候了！语文教育其实就是三件事：读书，思考，写作，打下基础，养成习惯。说得更简明一点，就是'读，思，写'三句诀。语文教育的理念与实践确实存在各种分歧，争论至今不断；但其实大家还是可以找到'最大公约数'的，在我看来，这三字诀就可以成为共识。我们是不是可以放下分歧，抛弃一切花架子，实实在在地在'读，思，写'三件大事上下功夫；如果再进一步，得到体制的保障，无论是语文教学评估，教师培训，还是高考出题，评分，都围绕着'读，思，写'来做文章，或许中国语文教育还有希望。
当然，这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预期。我们还应面对现实。这一点，王雷是看得很清楚的：中国语文教育不仅自身的问题多多，而且在更深层面，还连接着中国的社会体制与国民性，因此，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拉锯战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每一个有理想、有良知的语文老师还必须在人的教育与非人的教育之间长期挣扎。王雷不无沉痛地说：'我设想的是通过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改变基础教育的面貌，这个设想看来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后记：太阳从来不怕别人批评》）。那么，王雷老师是积二十年教学的经验，才懂得'中国国情'，从而懂得了中国的改革，基础教育改革，语文教育改革的空前艰巨性的，他也终于接近了鲁迅对中国改革的认识。鲁迅当年就说，要准备'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忽然想到。十》）。不知王雷老师，以及一切有志于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朋友，有没有做好'奋斗几代人'的精神准备，也就是说，不要指望在自己这一代，以致下一代就看到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这一点必须看穿，想透，如王雷所说，不要说'希望'，连'绝望'也不要有，因为'绝望'也是以'希望'为前提的，所需要的，是既不抱希望，也不表示绝望，就是实实在在地'参与'，就是要'只顾耕耘，不顾收获'，或者用王雷引述的一位同事的话说，就是'与学生一起承担苦难'，一起挣扎、努力（《'人活着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我的工作总结》）。这就用得着鲁迅的韧性精神：认准一个目标，比如前面说的'要引导学生读书，思考，写作'，就认真履行，'与其不饮不食地履行七日，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补白》）。就是说，要把实现自己语文教育信念的努力常态化，变成日常生活化的持久战。这里有两条原则，一是要'慢而不息'，一是要懂得迂回，妥协，这就需要有教育智慧，学会在体制限制内，缝隙间，作自己愿意和能够做的事。
这样，我的这篇序言也就有了一个题目：《坚守，需要韧性与智慧》。'就以此语赠与王雷和'王雷'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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