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是一代蒙古天骄铁木真加号为成吉思汗的800周年。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削弱人们对这位传奇般的'世界征服者'的兴趣。
《蒙古苍狼》并不试图对此作出解答，作者只是以小说的形式，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史诗的核心人物：成吉思汗。因此，这本历史小说与历史无关，而试图探讨另一个问题：人性在权力面前的异化。小说的三部曲名字：安答、征战、成吉思汗，正是这一进程的暗示和标志。在最初的阶段，他是博尔术的伙伴和朋友，接下来，他们共同为蒙古的统一而征战四方；最后，曾经的朋友变成了'成吉思汗'一个陌生的称号。小说中着力刻画在权力上升过程中的铁木真逐渐表现出来的野心和权力的傲慢，因此，在'我'（博尔术）看来，铁木真的胜利恰巧是一次大失败。
因为正是这种胜利促使友情的疏离与隔阂，当铁木真被正式称为成吉思汗的那一刻，'我'的反应却是巨大的沮丧：'铁木真死了！现在的成吉思汗对我到底有何不满？'
这样，小说实际上变成一个普遍现象的寓言：类似的现象我们也可以在《红与黑》或《白色巨塔》中看到：一个不择手段谋求权力的青年，逐渐迷失乃至丧失了自我，直到不可抗拒的死亡来临，使他们恢复了原有的特质。这个过程之所以是一个悲剧，正在于权力的获得实际上以友情、亲情等的丧失为代价。类似的异化过程在我们这个经济急剧发展的时代也不无现实意义，因为对权力异化问题的反省实际上正是一个现代意识。
历史小说向来是一种很难处理的题材，因为小说与历史相反，资料过多反而妨碍施展手脚。尤其是众所周知的史事，更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过多的纪实或过多的虚构都不受欢迎。后现代的一类做法是完全抛开历史框架，只借用一个历史场景，像王小波的《青铜时代》，虽然以隋唐为背景，人物也是历史人物，但其手法极度自由，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从而达到一种荒诞的真实。就这一点而言，《蒙古苍狼》的写法其实是相当传统的，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它更接近于姚雪垠的《李自成》之类至少'部分忠实于历史'的历史小说，以平衡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距离，不过，这也必然要在文学价值上作出部分牺牲。
历史的真实性也要部分地牺牲掉，否则就不成其为小说了。在这部书中，博尔术始终被设定为和铁木真处于平等地位的安答，在因为忽兰而起争执时，博尔术竟抽刀对成吉思汗当面说：'是，因为铁木真已经死了，成吉思汗的一举一动就像只大野狼'他的眼睛瞎了'
作为刻画权力异化必要的手法，这样无可厚非，但任何人敢于这样公开挑战成吉思汗的权威，显然都是不可能的。
作者需要依靠冲突来推进情节，当铁木真发誓消灭世仇金国时，'我'博尔术反倒成了一个和平主义者，将这位蒙古领袖的复仇宣言看作是对权势的可怕追求，并感到厌恶和陌生'这更像一个现代的反战分子，而不是一个13世纪早期的蒙古草原骑士。
（文：维舟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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