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小说《蒙古苍狼》的中译本在内地出版，编辑约我为它写一篇评论。说老实话，我是几经犹豫才同意的。成吉思汗是我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经常要涉及到的历史人物；那么，他将如何现身于一个文学创作家的笔端之下？被强烈的好奇心所驱使，我不愿意放过这个一逞先睹之快的机会。但我又有一点担心，生怕自己的眼光和思考囿于专门之业的局限，致使情不自禁的过求或苛责会妨碍我对本书的阅读。
出乎意料的是，一旦展卷在手，《蒙古苍狼》便举重若轻般将读者的思绪引领到成吉思汗的贴身心腹博尔术的精神世界之中，让我们在直面博尔术敞开的胸襟、直面他极具个人色彩的观察与感受的叙事语境里，跟随着小说里的'我'，去接近和认识那个震撼过13世纪整个旧大陆的'一代天骄'。
博尔术并不是以隆重的盟约与成吉思汗结拜为'安答'（译言'契友'、'义兄弟'）的第一人，但他肯定是成吉思汗最早的少数几个安答之一。在追随成吉思汗出生入死的20多年中，他有太多的机会近距离接触这位传奇式的领袖。因此，通过他的眼睛、情感和思想，小说成功地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性格丰满、思想复杂开放、内心充满张力的草原游牧英雄的形象。他有极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能一眼就识别出那些将会与他一辈子投缘的忠实骑士；他像狼一样狡猾，在战场上步步胜算，从不纵容出于本然之心的各种脆弱来干扰自己；'引弓之民'赋予他的天性，使他爱宝马总是胜于爱美女；他能以惊人的冷静来算计现实中的利害，甚至冷酷到把实施集体屠杀当作煽动恐怖、瓦解敌方意志的手段。
那么，《蒙古苍狼》所讲述的，可以说是真实的历史吗？我以为并非如此。这么说丝毫没有要批评本书的意思。追求'真实的历史'是历史学研究的任务，它本来就不是历史小说的创作目标。向历史小说寻求真实历史，虽然还不至于是缘木求鱼，无论如何是找错了对象。
历史小说的创作与历史研究自然是有区别的；然而它们之间的差异，或许又并不如乍看起来那么大。即使是历史研究者，也早已放弃了那种一厢情愿式的天真信念，以为总有一天他们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地去'复原'历史。他们所孜孜以求的'真实历史'，不仅处处显现出从史料中'榨取'出来的五花八门的'真实细节'，同时也总是内在地包含着研究者自身在追忆过去时所必不可免地掺入其间的主观'想像'成分。'真实细节'再多再全，它们的总和也不可能自行构成所谓真实历史。创造性的想像力对历史研究是如此必不可少，以至于被其批评者指责为把历史出卖给'社会科学祭坛'的年鉴学派泰斗布洛克都主张，必须在历史学科中保留诗的成分，保留住'能让人惊异脸红的那份精神'。因此，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区别，并不在于它们是拒绝还是接纳创造性想像力，而在于二者表达其想像力的各自方式及其程度的差异。
《蒙古苍狼》里的绝大多数角色都脱胎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看得出，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对那段时期的蒙古史做过相当广泛透彻的了解和思考。小说里不少生动优美的人物对话，直接来源于蒙古人那部最早的史诗《蒙古秘史》，不过是把其中体裁特别的、在每句开头押韵的'头韵诗'改成了散文体而已。作者对某些历史节骨眼的理解也极有洞穿力。少年时代的成吉思汗曾与他的弟弟哈撒儿共谋，残忍地杀害了他们同父异母的兄弟别克帖儿。根据《蒙古秘史》，这起因于别克帖儿抢夺了成吉思汗捕获的一只鸟雀和一尾鱼。但如此说法实在难以让人信服。古代蒙古人有'收继婚'习俗，父亲或兄长死去后，他们的长子或弟弟可以收继庶母、兄嫂为妻。有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因而提出，成吉思汗对自己生母将被别克帖儿收继的焦虑，才是促使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这种见解有一个弱点：当日的别克帖儿还远不到足以收继其庶母的年龄。但它却立即启发我们想到了另一种蒙古旧俗，即在家长去世、诸子尚未成年的情况下，应由死者的长妻来主持一家之政。看来，促成成吉思汗弟兄间冲突白热化的核心问题是，在父亲遗留的两个妻子中，究竟应该由谁来支配这个没落中的贵族家庭以及属于他们的部落平民？编写于清前期的《蒙古源流》在追述此事时，别有用心地在别克帖儿母亲头上按了一顶'侧室夫人'的帽子，似乎正是力图切断人们继续作如是推想的思绪。在小说里，这个故事是以回忆往事的形式，借成吉思汗之口讲述出来的。后者特别点出，他母亲一向拥有'正堂夫人'的地位。这一细节揭示出，小说作者事实上已经猜出了那场残酷内讧的真正催化素。从博尔术最初出使札木合的部落开始，小说铺设了一条长长的伏线，把成吉思汗和他的大巫师阔阔出之间矛盾的逐步发展写得曲尽其幽。成吉思汗在立国后向阔阔出最终摊牌，因而就显得更在情理之中。由此可见，作者的历史眼光是很犀利的。
不过，作者的想像显然没有在'不被证伪'的界阈前打住脚步。文学人物形象的创造对故事情节多样性和丰富性的需要，可能在绝大多数情形下都远远超过历史记载能够满足它的程度。所以小说有时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把史料记载中属于其他人的事迹移用到小说主人翁的身上。历史记载中替战败受伤的成吉思汗吮吸伤口淤血，并且赤身裸体地为他闯入敌营去寻找马奶子的人，名叫者勒篾；小说却把它们全写进了博尔术的故事里。博尔术本来是有儿子的，小说却直到最后还在让他为'无后'而担心。他应当参与了成吉思汗的西征，但小说却把他留在由成吉思汗的幼弟斡赤斤主政的大本营里。这就使作者得以避免从正面去描写成吉思汗的西征，而仅通过由博尔术转述的种种传闻，对此略作交代。在这些方面，全然用不着为墨守'史实'而对故事情节的安排说三道四。
但是，小说作者对早期蒙古社会的历史感，也有一些地方似未达于一间。试举数例言之。他把博尔术最初的情人命名为'牡丹'。这个名字固然很浪漫美丽，而且也确被近代蒙古人用作女人的名字（如著名的嘎达梅林之妻就叫'牡丹'），可是它绝不可能为那时的蒙古人所采用。蒙古草原本无牡丹花。蒙语'牡丹'一词读作'曼答剌瓦'，是一个经由藏传佛教传入的梵文外来词；其梵文原意由印度的曼陀罗花而转指天界花名，满语则以'曼答剌瓦花'为无花果。这就是说，该词不可能出现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社会中，因为那时候的蒙古人对藏传佛教基本上一无所知。再则，小说一再称呼博尔术的游牧营地为他的'兀鲁斯'。后面这个语词在元代用指具有成吉思汗家族血统的'诸王'才有资格获得的封民与封地；而博尔术一类的'那演'（译言'官人'）们，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兀鲁斯'的。又如，小说通过成吉思汗的言辞表达了对犬类的强烈厌恶。这个情节的依据，当来源于《蒙古秘史》。他的父亲曾嘱咐儿子未来的岳丈说：'我儿子怕狗。休叫狗惊着。'但是，幼年时怕狗，是否必定意味着一生就会对狗持有极鄙视厌恶的情感？我们知道，在蒙古游牧社会里，狗是仅次于马的人类忠实伴侣和帮手，是与蒙古人关系最亲密的牲畜之一。所以成吉思汗手下最勇健的八个将士，才会被称为'四骏马'、'四狗'。小说对此一细节的处理，似乎有些偏离对蒙古文化的准确理解。这些例证告诉我们，历史想像力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实际上并不是丝毫不受到限制的。不过，与小说在向今日读者传达古代蒙古人的历史文化方面所具有的深厚打动力相比，诸如此类的失实之处，至多也只算是大醇小疵而已。
文：姚大力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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