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译以来，我经历了起初是欣喜，继而是别扭，终而是严峻的态度变迁。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确立'行动'的意义。《黑暗时代的人们》拣选出来的是不是'行动'者的样板呢？也许有些属于'行动'者，有些属于'工作'（'做事'）者，有些属于'劳动'者。如果真的如此，我们该如何区分，并给这些'人们'分类呢？
这种思考和提问，起初让我欣喜，因为我觉得该书也许为我们理解阿伦特的《人的条件》提供了具体事例。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感觉到'行动'概念在这些'人们'那里的表现似乎应该理解为'失败'，我所定义的是'政治式失败'。这种'失败'感让我的阅读非常别扭。这时我不得不进一步思考阿伦特的理论和事例的关系。我的态度却因此严峻起来，因为我不得不反思作为整体的'阿伦特'。
从论述来看，莱辛、罗莎'卢森堡、安杰洛'朱塞佩'龙卡利、卡尔'雅斯贝尔斯、瓦尔特'本雅明等属于明显的'行动'者。赫尔曼'布洛赫似乎属于'工作'（'做事'）者，尽管阿伦特使用了'行动'这个词，但在区分'行动'与'做事'的时候，明确地指出赫尔曼'布洛赫属于后者。当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更加悲惨，后期的他似乎只能落下个'劳动'者的定位。尽管阿伦特直接运用自己的行动理论来分析具体的人物，给人以呆板和机械的感觉，让人感觉到一个二流哲学家面对具体人物的软弱无力和抽象寡味，但风云际会，阿伦特已经成为一个'黑暗时代'出来的有代表的叙述者和分析者，我们就有理由从这里去看从这个'黑暗时代'中出来的'黑暗'心理。
如果我们不得不认为这就是阿伦特所寻找的'行动'者的样板，那么我就不得不说，她的'行动'构想失败了，因为这些样板揭示了阿伦特的构想的高度非现实性和软弱性。因为这些'行动'者大多主要表现为哲学的思考，这种言行虽然正如阿伦特的'行动'概念那样宣示'行动'主体之'所是'，但这种宣示是以与其所生活的'世界'格格不入实现的。这些主体有了其'所是'，但也失去了在'世界'中的位置，成为一个抽象的'所是'，成为一个孤绝的哲学王国。因为她笔下的人物，特别是很显然被她嘉奖的部分，总是孤绝的哲学家的行为。一个孤绝的哲学王国是无法抵御政治王国的，更何况在政治王国之外根本就没有哲学王国。她说莱辛'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而对于我来说，他首先不成为一些人的兄弟，就不可能成为许多人的朋友，甚至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人的朋友。
这是一个被撕裂的世界，一个被时代和拼音语词逻格斯撕裂的世界，同时在抽象世界中运用拼音语词逻格斯'修补'的世界。正如迈克尔'Ｈ'莱斯诺夫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一书中所说，阿伦特的'思想的特殊性当然部分地来自她的认知能力，但是，它也同样、甚至更多地来自她的生活经历'。'无国者'的经历让她深刻地意识到，'当人们失去自己的政府，只能退而依靠他们自己的人权时，便再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保护它们，也没有任何制度愿意使这些权利得到保障'。从某种意义上说，无国者比无产者更悲惨，因为前者要解决一个存在的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一个生存（继续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她要纠正哲学家的反政治偏见。然而同时由于她的个人主义和哲学家情怀，她其实同时是在运用哲学家的自由概念来构建'行动'概念。运用哲学王国来建构政治王国，这是阿伦特深处的矛盾和文本冲突。
当然作为个人，阿伦特还有一层受难体验，就是她与海德格尔之间所发生的师生及情侣的双重悲剧。换言之，我们面临的是作为犹太人、作为学生、作为女友等的三重悲剧下的心灵伤害。我们阅读的是在这三重伤害下的写作。一个无国者、一个被背弃者、一个被抛弃者力图运用一种拼音语词逻格斯重整山河。
这种山河重整首先带来命名的混乱。当时代的命名不是来自使事物澄明的力量，而是来自遮蔽和毁灭事物的力量，命名本身就已经失去意义和力量。正如黑夜如果不是由星星、月亮或微光来命名，不仅黑夜的黑暗不成为可能，而且命名也不成为可能。'黑暗时代'来自一位诗人，而且被阿伦特认为犯有不可饶恕的'诗人的罪过'的诗人布莱希特，这本身就成为一种疑问。人们从启明星去看黑暗，曙光即将来临，而从黑暗去看启明星，启明微不足道，这就是何谓地平线和命名的真实意义。
在思考政治中，赫尔曼'布洛赫不相信文学和诗歌；在分析布莱希特的时候，阿伦特也认为'诗人缺乏重力、可靠感和责任感'，但是在控诉一个时代的时候，阿伦特使用诗人的语言，而在反抗一个时代的时候，她就抛弃诗人的行为。如此一来，反抗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何在？这种对时代的命名和对时代的反抗的两极已经成为全书难以弥补的张力，尽管阿伦特可以把这种难以弥补归罪于黑暗时代本身。
正因为如此，阿伦特一开始就指出：'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变得昏暗了'这一讽刺性的、听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实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状况的最简明的论断。'这一论断就注定了黑暗时代里的'极少数人'在反抗极权的同时与'公众性的光'对抗。在很大程度上，与'公众性的光'对抗，才是这部书的主题，因为极权主义的群众基础就是这种'公众性的光'。一旦与这种'公众性的光'发生对抗，孤绝的哲学家也就成为阿伦特呼唤的对象。这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从'公众性的光'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而这种孤独状态据说曾被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不同的是，阿伦特笔下的人物，虽然处于一种孤独状态，但大多有着对'世界'的忠诚。这种态度的'忠诚'使他们持存'行动'者的身份。这些'行动'者能否'启明'一批她所设计的共和主义政体所需要的政治人物，我相信永远不得而知。
阿伦特所属的犹太族的'受难'传统和在２０世纪的'受难'事实，使得'黑暗时代'这一时代命名，从一个诗人那里被一个政治哲学家走私进政治哲学中。不同的是，犹太人在《旧约》中的'受难'，帮助犹太人获得一种受难式的神圣性，而在２０世纪的'受难'虽然帮助犹太人获得相当的正义性，但已经失去《旧约》中的神圣性。犹太教与基督教其实因此逐渐和解，'犹太人问题'不再属于１８、１９世纪的类型。或者说经过２０世纪上半叶，犹太人从原来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犹太人从此所要处理的问题就与基督徒不再有根本的区别，而且往往是在基督教的框架中进行，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进行的那样。从受难式神圣性转向受难式正义性，也就是犹太教向现代基督教的转向。这在阿伦特对布莱希特的分析中尤为明显，'诗人的罪行'因此被阿伦特提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实质变迁，尽管其他的，只是一种精神错乱的精致形式。
文：范 素 200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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