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读此言时，我进入历史研究这个'行当'未久，对此自难有体会，甚至颇有疑虑：果真如此？而今，对这门'高投入、低产出'学科的甘苦深有体会，同时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虚。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或许，这也是一种'职业病'罢。
新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拙作《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就是这几年思考、写作的续集。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是我的'陋习'之一，因此书中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处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洞见、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却说正是给清王朝带来希望的'同光中兴'之初，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却在1867年就预感到清王朝在半个世纪后必然崩溃的命运，并且中国将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局面；历史，惊人地应验了他的洞见。相反，曾国荃却缺乏这种历史的洞见，一再拒绝要他带兵驶援上海的命令，执意要争得打下'天京'的头功，结果却'功高震主'反被清廷严斥；而李鸿章却因此'自立门户'，并因援救上海而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进而奠定了自己在晚清政坛的'超级地位'；曾国荃不知道上海在中国近代将起重要作用、驶援上海比攻克'天京'其实要重要得多，正是曾国荃缺乏'历史感'的短视，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那一番事业。1905年预备立宪的清王朝似乎开局不错，可惜它未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同样，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也昧于历史大势，拒绝历史赐给它的最后机会，终于导致民心尽失、江山易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透过历史的缝隙可以看出，历史上某些官员隐瞒实情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有这样一个故事:1896年5月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来俄，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之前在莫斯科的霍登广场举行的群众游艺会，发生拥挤惨案，造成近两千人死亡。当时的俄国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维特伯爵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鸿章见到他后，仔细打听有关消息，并问维特是否准备把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回答说详情已经呈报。李鸿章听后竟连连摇头:'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然后他又自问自答道:'您说，我干吗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对此，维特这样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在同时代官员中，李鸿章相较而言还是少有的开明有识、敢于任事之人。从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不认为隐瞒疫情不好，反将此作为一种值得夸耀的经验对外人宣扬。揆诸古今，这种'官风'在中国早已相沿成习。正是这种'文化'的巨大力量，使'法治'真正实行起来阻力重重，公民个人权利常遭忽视。
爱伦堡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历经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三朝元老'，这三个时代后者彻底否定前者，所以很少人能'三朝得意'。然而他却在这'三朝'都红得发紫，确实少见。不过，他最后面对历史、为自己辩护时，却不能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历史要给人教益，要有让人爱读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我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感叹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重新发表。重发此文，说明白先生对史学界那种'干巴巴'、已丧失'寓论断于序事'能力的焦虑。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实'做起来很困难'，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便可改变，所以我们应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
人们固然要重视传统，但更要重视的是究竟是谁在掌控传统，又是如何利用传统的。以慈禧为例，慈禧发动戊戌政变、残酷镇压维新运动时，其最重要的'理由'是维新改变了祖宗'成法'、违背了'祖制'和'家法'、破坏了传统。但实际上，慈禧连皇位承继程序这种事关王朝安危的'祖宗之法'都任意破坏。 慈禧对待传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提醒人们，所谓'祖宗之法'、'传统'等纯粹为她所用，只是她的手中玩物。当'祖宗之法'威胁到她的权利时，她便将其弃如敝屣；而一旦她的权利受到变革的威胁时，她又转身成为'祖宗之法'的坚决捍卫者，不许人'任意妄为'、'变乱祖法'。
我在演讲《晚清风云七十年》中曾总结说过这样一段话:纵观晚清历史，每当还有一线希望、还能控制一定局面的时候，清廷总是拒不变化；只到时机已逝、丧失了操控能力的时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动'变革'。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似乎毫无认识，它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是上一个阶段应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是被'形势'推着走，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这句话说明了历史的重要。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涂抹历史，丧失对历史的记忆，则将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记住过去并非要睚眦必报，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人将行为错乱，根本无法面对未来，一个失忆的民族将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同样行为错乱，同样无法面对未来。因此，面向未来并不是要遗忘过去；'忘却'并非是通向美好未来的'通行证'。因为有记忆，个人和集体才会对自己的过错、罪孽忏悔，才可能不重蹈覆辙；而且受害者才有可能原谅、宽恕迫害者。而健忘的个人或集体，总会不断地重复错误、罪孽，难以自拔。'忘却'有可能获得一时的麻痹，但总有一天会因此付出代价的。的确，只有记住过去，心灵才能不在'黑暗中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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