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警匪片中，警察局的南壁上都设龛供着关王爷，进出的人都要低头拜上一拜。地下秘密会社里拜关帝更是蔚然成风，推选大哥、惩处内奸都在关帝的眼皮子底下进行，以示磊落。我对关帝在香江畔被膜拜的习俗所知甚少，却好奇为何警察和秘密会社都敬重同一尊神'关帝。在这个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地区，按照警察局设关帝神位的逻辑，教育局应该设孔子的牌位，但却没有，非但没有，关于孔子的是是非非一直不绝于耳，对关云长的评价却出奇的统一，义薄云天啦，骁勇善战啦。这里我无意卷入围绕孔子的学术论争，只是展示一个文化现象。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文化有两种传统：孔夫子的大传统和关王爷的小传统。可以肯定的是，若我们脱离了对关帝普及现象的高度认知，所有关于中国民间文化的见解一定会有误差。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修版)聚焦于后者，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解读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途径。
熟知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关云长有个儿子关平，关平在罗贯中的笔下是关羽义子，而非亲子。但1973年在南通出土的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新编全像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四种》中，关平却是关云长的亲子，关平还有个胞弟，名唤关索，是个小英雄，关索是关羽的三子，日后作为前部先锋随诸葛亮南征，屡建功勋。清人陈鼎著的《黔游论》说，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关索，以关索命名的地名和建筑物不少，如关索桥、关索岭、关索泉等，还建有关索祠。次子关兴，《三国志'关羽传》中有载。而在《三国演义》里，关羽似乎是无妻室无挂念的铮铮铁汉，然而《花关索出身传》中讲，关羽有妻名叫胡金定，险遭张飞杀害，因怀身孕，被张飞放走，同时幸免于难的有已经成人的关平，除母子二人，关羽一家十八口皆丢性命在张飞的矛下，而张飞全家也尽数死在青龙偃月刀下，这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开始'刘备对关张二人说：'我独自一身，你二人有老小挂心，恐有回心。'就这样，他们互相坏了家小，绝了退路，紧随皇叔刘备闹革命去了。
这里跳出来一个问题，这样残忍的做法与当时主流的儒家思想意识大相径庭，如何能容于社会？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游民'，关张二人都属于'游民'范畴，在'游民'里，自有一套价值观与主流的思想观念对峙抗衡。
中国古代社会是由垂直的等级序列构成的宗法社会，基础是'士、民、工、商'，他们的职业与身份世代相传，又有固定的居址，特别是农民，所以'四民'又称'石民'，当人口增加、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而官府腐败时，有一部分'石民'被时代离心力抛出'四民'之外，成为脱序的人，其中一部分就成了'游民'，不计成本以图'发迹变泰'正是这个边缘群体的性格之一，关羽张飞'易家小而弑'的根源大抵就在于此。金庸不少武侠作品都是以南北宋为时代背景，固然与以'靖康耻'为动机容易展开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有关，但不能不虑及'游民'的问题。北宋时人口增加，城市也是街巷制，可以容纳游民生活，在宋之前，城市都是城坊制，如唐长安，难以容纳游民谋生，真正的'白居不易'。游民群体在宋代成规模产生，出现了江湖，远离于庙堂之外，主流价值观鞭长莫及，江湖中人自行其是，有一套'地下'的行为考量标杆。金庸笔下的人物出没于这个年代，是不无道理的。无独有偶，《水浒传》的背景也在北宋，'朴刀擀棒'在《水浒传》中常常出现在绿林好汉手中，是常用的武器，据考，朴刀是一种介乎农具和兵器之间的器具，安上擀棒作柄，可以在田地劳作，卸掉擀棒，可以挂在裤腰上防身。由此可见，'四民'中成为'游民'的大多是农业生产者，关羽就属农民。
关云长的事迹被说书人唱曲人传播于街肆市井，下层人民借助于这样的'游民'传奇来安慰自己，来满足'发迹变泰'的愿望，这让他们相信杀人放火可以当官，穷人靠着力气和胆量可以吃香喝辣。英国汉学家贝思飞说，'正如世代土匪首领所提供的激励，小说继续把年轻人的梦想引向现实'，民国时期占山为王的土匪以梁山好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建立自己的一套行为标准，香港影片中地下秘密社团以关云长为祖师爷也就合乎情理。非但如此，南明弘光小朝廷为抵抗满族入侵，在长江边誓师，兵部尚书阮大铖参加典礼的服装就是戏曲的行头，以此来反观，九七前的香港警局日日进香关帝也不算是开先河。借用鲁迅分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中国盛行的原因，可以说，'中国却也盛行着膜拜关帝的习俗，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关羽精神的缘故'，这里的'关羽精神'即'游民文化'。钱理群在评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时说，'当下中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非常严重的游民的问题，这种情况很令人心惊。'
王学泰先生在书前有这么一段话，'我对游民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评价，并没有贬斥，游民的产生和演变，他们在社会上起正面或负面的这种作用，并不是由于他们思想和想法的复杂，而是由于社会演变的。'秉持学者应该有的客观态度，但字里行间还是不难发现'警惕'、'抵制'、'预防'等戒备类的字眼。我认为王先生有些小心谨慎，游民的正面作用还是不容忽视，至少在文化上，扎根于游民的边缘文化一次次给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营养成分，甚至成为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普尔曾指出，与其说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不如说反基督教塑造了西方文化。游民置身公民之列，边缘回归传统之中。
这又不同于台湾学者龚鹏程在《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对游民精神的阐释。此书第二章节中就以大标题强调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居与游互动的社会'，在传统的'居民'外，有'游民'这一隐性群体存在。龚鹏程在比较汉代居者和游民意识时写道：居者之重点在于'拥有'，例如人都有故乡、有家、有国、有土、有爱。拥有这些，是值得珍惜的；丧失了，便不免嗟怨伤叹。游者之意识，重点却在于'没有'。即使有也丧失了。既然如此，人生便不能执着，只能游戏。游于心，游于人世，游于无何有之乡，始能'逃亡'。由此而发展出来的，自然就可分为一种执恋现世、重视既存价值体系的安居人生观，和另一种不执著于现世、超越的逃亡人生观。游民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缔造者，作者上穷庄子《逍遥游》，中通弘祖《徐霞客游记》，下涉今天的旅行热，弥纶群言，独出机杼。但在观察'游'的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时，显然缺乏对不同动机的'游'带来的不同社会文化影响的警醒。'在摆脱大陆主义的桎梏之后，又掉进了岛屿意识的研究圈套。'(朱大可语)。在这一点上，窃以为《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更具深度。
文：成刚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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