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宝'进入'天堂凹'这个文学意义上的地域,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与时代暗合的必然。严格说来,一次始料不及的'卖猪崽',是一代德宝们的机遇,而不是宿命。寻找天堂凹,是对一种顽固的生活模式的告别,是进取的,而不是被动的。
因此,我个人愿意从《天堂凹》(郭建勋著,珠海出版社出版)中起获阳光和向上的更多成分,而不愿意认为它含有多少悲伤以及挫败,这需要我们做一个阅读的假设'三十年,或者再久远一些,《天堂凹》提供给我们的将是一例现实的回眸。 '小四川'、福林、李元庆、黎仔、小金、雪梅、春妹、卷毛等等与德宝共同遭遇天堂凹的人物,已经归档历史,他们的过往行为,将告诉未来的探寻者,这是一群曾经奋斗在中国南方的、出色的青年农民。他们的际遇,就是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施展聪明与谋略的生存经验。他们以农业熏陶的法则,试法城镇游戏空间。
在我看来,'天堂凹'更是深圳底层打工者迁徙流动的一个符号,是打工部落的命运地标,是'深圳'的地理缩写。小说中的一群各色各样的打工者,在'天堂凹'祭出的是一面顽强讨生活的旗帜。即使有理想,也不是那么远大,即使有情操,也不是那么高尚,即使有体面,也不是那么端庄,总之是'真实得一塌糊涂'。
《天堂凹》的最大亮点源自一个在深圳摸爬滚打出身的草根作家的完全体验,这或许也可以认为是'打工文学'之所以具备强大活力的原因。我一直认为,纪实的功能始终在延伸着'打工文学'的生命力,目前的大量成功作品,无一不忠实于此。《天堂凹》在这一叙事集群中,难能可贵地开掘出一个命题'那就是走出灰色。这既体现了作家的勇气,也是忠于现实的态度。他愿意去发现'德宝们'身上不张扬,但是珍贵的善良与正直,在世俗的逆流中保持本色的泥土质地。我们甚至可以看作,这就是'德宝们'带给道德式微、价值紊乱的城市文明的礼物。
在较长的时间以来,'打工文学'过分沉迷在悲剧的怪圈,以控诉与对抗为主要诉求,其实,这既给自身设置了障碍,也不符合现实的原貌。千百万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在转换生活场所的同时,也是个体主观能动性的极大焕发,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群体运动,更是一场命运拉练。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民间人口移动案例,'走西口'、'闯关东',亦即是人的力量积极的自我转移,肇始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从生存出发的角度看,同样一脉相承。在文学的表现视线之内,如何准确地把握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显得尤其重要。《天堂凹》最大限度地尊重原生态,对文学的想像有所节制,这正好实现了它的合理性,经得起假以时日的回头一览。
至于坊间有评论家许以'一部讲述打工场悲欢离合的《兄弟》,一幕演绎农民工生存现状的《活着》'的评价,这种推崇备至,大抵是不为过的。《天堂凹》的文学价值,不在于与《活着》等等经典齐肩,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文学作为上的记录、探求与沉积,打捞起一组不需要粉饰的珍贵角色,以及他们内在的熠熠生辉的真实境界'即使有理想,也不是那么远大,即使有情操,也不是那么高尚,即使有体面,也不是那么端庄。他们还可能是奸诈的,也是诡异的,但是,在命运奔突的势力范围内,这一切无比可爱,也情有初衷。
[转自2009年01月11日《深圳宝安日报》》郭海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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