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公平的现代化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书评

　　近年来，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教育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贫困生上学难、薄弱校更薄弱、好学校集中了更多家境好的孩子、 高考录取中的种种不公平、愈演愈烈的择校风、教育乱收费、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性别差距、高校扩招、高校贫困生问题、独立学院现象、'教育产业化'等很多教育热点问题，都与教育公平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深入思考。天益网很荣幸请到了长期致力于教育公平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杨东平教授来和我们一起就这个话题展开进一步的交流与探讨。'

　　杨东平教授的新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著作，出版后在教育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很高的评价。杨教授关于教育公平的观点在这本书中有系统的阐述。'

　　杨东平教授现供职于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还担任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民间环境保护组织'自然之友'副会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主要研究领域为高等教育理论、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教育史、教育公平理论等。'

　　杨东平教授于2005年被《南方周末》评为'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作为一位深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杨东平教授较早注意到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的现实，一直呼吁实现教育公平，呼吁关注农村教育、城市贫民教育和打工者子女的教育。他积极倡导民间教育的发展。他还直接参与了关于环境保护和民间教育发展的许多具体活动，从研究到组织，都显示了他对社会进步的热情和才能。'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和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这两个节目可谓家喻户晓，杨东平教授作为这两档具有广泛影响的品牌栏目的总策划，实际上是成功地实现了对普通民众和学术界的双重影响。

　　下面就请杨教授回答学友的提问。

　　比尔'盖帽：我想问一个关于'择校热'的问题。在我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之后，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增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教育机会极大增加的情况下，反而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似乎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那么，为什么在'优质教育资源'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择校热愈演愈烈、择校费不断高涨？'

　　杨东平：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制度性原因，这也是我们认识'教育产业化'政策的典型案例。应试教育、重点学校、'转制学校'、教育高收费，这些似乎不同的事情之间内在相互联系，构成了基础教育屡禁不止、难以破解的怪圈。简单地说，'应试教育'的单一升学率导向奠定了择校的价值基础，重点学校造成的两极分化的学校系统形成择校的制度基础，而'转制学校'、'名校办民校'则挟'教育产业化'之风，将基础教育阶段的高收费和用金钱换取学额合法化、正常化、制度化，从而在价值、制度、政策几方面形成了家长不得不就范的择校机制。其中，最主要的3个制度性因素是重点学校制度、高收费制度和转制学校制度。

　　杨东平：教育公平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域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作为基本人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普适的基础价值。'

　　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并非单纯的经济增长，在客观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的情况下，教育作为一种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的工具'，有助于改变处于不利地位人群的生存状况，从而缩小和改善阶层差距。因而，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具有独立的价值，是超越于经济功利和经济政策之上的。

　　YPSG：对于教育公平，有一种观点是，我国还不发达，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教育的问题主要也是发展的问题，只有发展了，以后才能谈得上教育公平。对于这种观点，您是怎么看的？'

　　杨东平：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在长时段的文明演进中才是确定的；但在现实的社会变迁中，却并非如此直接、简单。从历史看，先发达国家公共教育制度的建立、普及义务教育等，都是在经济起飞之前、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实现的。说明教育公平在现实中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民主的发展，人权意识的普及。'公共政策是对价值的一种权威性分配'，不同的选择主要是价值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所拥有的政治理念和文化价值。'

　　那种认为我国太穷，追求教育公平是奢侈的'超越阶段论'，以及经济发展了公平问题自然会解决的'经济决定论'，是似是而非的。教育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通常意味着教育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增进教育公平。但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也会提供相反的例证，如阿马蒂亚'森所言，'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 我国近些年来城乡差距、阶层差距显著拉大，学校两极分化严重的事实，都加深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D50：杨教授您好，我觉的目前在中国各地教育发展已经存在巨大不平衡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应该承认教育在具有先天的不公平性？即教育公平只能是相对的。那么在追求相对公平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制定出相应的扶助政策，你觉得这样的扶助政策应该从那些方面入手？'

　　杨东平：公平永远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出现绝对的公平。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也不是在鼓吹绝对的公平，而是要改变、批判绝对的不公平。也就是说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差距过大，所以当前采取的各种促进教育公平的措施远远还谈不上所谓绝对的公平，只是试图改变绝对的不公平而已。尤其是首先帮助那些最不利地位的人群。

　　杨东平：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没有公平的现代化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没有公平的发展是一种畸形的现代化。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不仅是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和基本目标；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 我国城乡、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各种严重的教育差距，是我国的基本教育国情。城乡之间巨大的教育差距，是城乡差距的重要表现之一。

　　胖子：请问杨教授，是否可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良性发展、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重要基础？

　　我要说话：像今年某地区出现给民营企业纳税大户子女加分的政策是否合理合法?该如何规范考试加分的政策?

　　杨东平：毫无疑问，给纳税大户子女降分的政策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意思是说，高考加分政策一般是由中央和省两级政府制定和执行的，我个人不太了解地区或以下政府能否制定和执行。'

　　这种做法非常突出地反映了教育权利平等的概念远没有普及，享受教育是基本的人权，不应根据某人的家庭背景不同而区别对待。'

　　至于如何规范、我个人主张大量减少加分的面。因为现在加分的种类非常多，第一类是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烈属子女等的加分，相对 可以接受；第二种，对各类特长生的加分，已经被大量滥用；第三类，带有荣誉性的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个更容易弄虚作假，更应该首先取消。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把第三种取消了。总之，优惠政策的面要非常小，有的加分政策已经明显成为腐败通道，更应该坚决予以关闭，并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

　　smile：请问杨老师，关于重点学校、重点班。大家都知道，９月１日起实施的新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学校内不得分设重点班与非重点班。您认为新的义务教育法能否遏制择校风的蔓延？'

　　杨东平：各地之所以热衷于举办重点学校、重点班，除了教育理念、价值观念的偏差，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给学校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是一种营利的动机和利益机制。尽管国家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择校，但这却是个公开的秘密。大城市中的少数重点小学、初中择校竞争之炽烈、择校费远远高于大学学费和高中择校费，已经到了十分离谱的程度。如果不整治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秩序，取消义务教育学校实际存在的择校现象，不办重点学校、重点班就是一句空话。由于重点学校、重点班并不能精确定义，随着新《义务教育法》实施，它们开始改头换面地以'实验学校'、'实验班'的面目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也为此举大开绿灯。不难想象，这将是对《义务教育法》严肃性和权威性的真正挑战。'

　　因此，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既要治标，也要治本；不仅是一场持久战，也需要打攻坚战；有关措施不仅要坚决、强硬，而且要具有可操作性、可问责性。具有可行性的具体建议，一是坚决取缔、查处义务教育学校的各种择校行为，包括权力机构与重点学校以'共建'的方式择校的行为；对重点中小学开展审计，对违法者依法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收缴非法的择校费收入。二是查处规避法律的变相重点学校和重点班，严控真正有实验项目的'实验学校'和'实验班'的比例、数量，向社会公开全部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定期开展《义务教育法》执法大检查，公布检查结果，并将它作为地方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要评价，对领导人实行问责。

　　杨东平：中国无疑已经进入一个学历社会，学历社会实际上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即按照一个人的教育程度，来分配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学历成为一个人在社会上谋职就业的外在的一个标志。当然这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是对所有阶层的人都适用的。所以如果说有一些教育不公正的问题，并不是学历社会之过，而主要是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过程中产生的。包括青少年学习压力太大，也不能认为是学历社会本身的必然后果。

　　 来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