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禅宗智慧提升执行力-《禅与现代管理》书评

　　《禅与现代管理》将东方传统管理智慧引入现代管理学，并从而创建符合中国自身发展模式的管理哲学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充满禅意的语言、灵动的行文、旁征博引的叙述、详实透彻的案例分析、有趣且耐人寻味的禅宗故事'禅的空灵和超脱不时从字里行间汩汩流淌，除此之外，笔者还感受到禅宗智慧可以应用到现代组织的管理中，可以构建一个执行力体系。
　　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延续，要求中国现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必须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寻找创新之路。儒学之'极高明而道中庸'，道家之'由道而德、道法自然'，禅学之'空观大千世界，诸法无我'的经典思想，都将成为企业管理人员汲取管理智慧的源泉。在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非常蓬勃的此时，经济管理已面临其重要发展的转型阶段，不但涉及到实质的经济资源的供应与分配问题， 也涉及到发展方向与管理方法调整的问题。显然，三十年来的中国经济走的西方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途径，不但造成高度环境污染的问题，也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人的心灵素质的低落、偏激与焦虑不安，组织执行力差等问题。
　　企业总是被员工的忠诚度所困扰，总是因执行力差而误事；如果我们在解决忠诚度和执行力的问题上只知道用泰勒式的'胡萝卜加大棒'（即奖金加惩罚），从来不知道在古代中国还有一种可以培养出'士为知己者死'之境界的管理智慧，我们先从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找到启迪，一是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中五大德性的力量，德性立身、以和为贵、中庸为美、克己复礼、诚信无欺。儒家的孔孟之道以'德本财末'的原则为出发点，给出的是德治的柔性管理思路。它主张做事先做人，做人以德为本。一旦这样一个注重德行的价值观被有效地培植为团队文化和组织风气，它所产生的管理绩效是奖金刺激不出来的，也是制度约束不出来的。儒家认为，一个德行好的人其忠诚度和执行力是不用怀疑的。 二是道家'道法自然'的智慧与内蕴的管理之道，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道家的老庄以'道法自然'的原则为出发点，给出的是无为而治的管理思路。它以不刻意、不勉强、不妄为为告诫，引导一个团队的组织成员遵循自然平和的处世之道。这对于平息浮躁、急功近利，甚至胆大妄为的现代人心态，生成'无为才能够有为'的人生智慧显然有针砭之效。道家认为，一个悟道的人是最有忠诚度和执行力的。三是佛教文化与现代管理中的信仰力，佛教在当今社会的影响，'中国禅'在政界与管理层的流行。佛家修行的智慧，佛家以'诸法无我'的教义为出发点，给出的是注重修行的管理思路。佛家认为修行的目的是达到觉悟的境界。修行以破除对'我'的执著为起点，通过对贪、嗔、痴之'人生三毒'的祛除，以达到空灵的人生境界。这一禅悟的境界不是要我们看空一切，而是教人看空应该看空的身外之物。 佛家认为，一个觉悟的人是不可能没有忠诚度和执行力的。
　　该书的另一特点是除了阐释禅宗的管理哲学，还涉及到禅宗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具体应用。作者对禅宗的'四摄、五戒、六和敬'在企业组织管理中的价值给予了深入的分析，他在为企业管理提供管理哲学的同时也提供了有效的管理工具。中国管理方法与精神的独立创新，发挥中国文化精神的活力来进行平衡与和谐化的管理方式，既能摄取自利自强的西方企业化精神，又能实现利人利群的可持续的中国发展方式。 概而言之，禅悟的作用在自主而无执；积极而无贪；超越而包融；利人而利己；立足根本真实，持续改造。
　　'道'是东方管理学的精髓。在我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的管理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的中国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更要关注我们传统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相比于西方的管理而言显然别具东方的色彩。
　　儒家主张什么样的管理之'道'呢？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即主张把外在的道，变成一个人内在的德性。孔子认为这种管理境界所达到的效果是'有耻且格'，就是说它能够使老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而且行为不会出格。这就是德治的管理。它不是靠处罚，比如说让你走人、扣奖金之类的办法来管理，而是主张用一种培植德性的柔性管理来实施管理目标。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美国人曾经研究日本经济腾飞的奇迹。很多学者发现，日本的工人跟美国的工人有一个区别：日本的工人是工作狂，工作非常有积极性，而且忠诚度极高。研究的统计数据表明，日本工人的忠诚度远远高于美国工人，他们很自觉自愿地工作，并且中层管理者不跳槽，工人也不罢工。美国人经过思考，后来发现这不是靠制度约束，不是靠金钱刺激，而是一种儒家文化熏陶的结果，是从中国传过去的那种孔孟之道教化的产物。可见，文化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文化即'文以化之'，它以一种春风化雨式的方式让人产生变化。所以，在日本的管理层非常推崇儒家的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在日本的企业里就经常作为员工培训的教材。这强调的其实就是不同于西方管理的德治。事实上，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几千年的管理之道就是遵循着一种德治的治理思路，而且在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德治得非常好的发展时期。比如唐朝初期，唐太宗的治国理念，就是'德主刑辅'，他由此缔造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盛唐帝国。历史学家对唐太宗时期'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德治的治国方略是一个重要的缘由。
　　在西方许多研究者看来，毛泽东也是因德治而有卓越成就的伟人。有一位日本教授就专门研究毛泽东的经营管理之道。经过自己几十年的研究，他认为，与其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如说他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精深了解的伟人。所以他一生酷爱读的是古代的线装书，他的书房里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这位日本教授认为，正是因为深受中国传统管理之道的影响，毛泽东的治国之道，靠的是德性与觉悟。同时，这位日本教授认为，蒋介石采用的是制度约束靠悬赏刺激的办法，也就是泰勒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思路。这就体现出两种治国思路的差别：蒋介石是西方式的、法治式的思路，靠制度的管理约束，比如国民党就非常看重中统、军统之类的特务组织的作用、非常注重悬赏的做法；毛泽东的治理思路则是东方式的，主张靠德性的觉悟，所以他在延安时期就非常强调共产党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的德治思想贯彻在企业领域里，主要体现为诸如铁人精神、孟泰精神、青年突击队精神的发扬光大。它不是奖金刺激出来的，也不是靠制度教化出来的，它是一种德性的自觉。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德性与觉悟，新中国的工业才在一片废墟里奇迹般地发展起来。这是一个至今让人向往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可见，儒家的德治之'道'决非只是一种理论设想，它有着非常成功的实践印证。
　　再看，东方管理智慧中的道家与佛家之'道'。中国文化虽然以儒家为'道统'，但是决非只有儒家一家。事实上，道家、佛家也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通常说，儒、道、佛三教合一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主流。因此，道家、佛家关于'道'的思想也同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对于'道'，道家将其诠释为'自然'，它讲的其实是一种境界。在道家的创始人老子那里就明确提出这样的观点。比如老子在《道德经》里讲的'道'，其实就是一种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因此，在道家那里'道'就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心境。以庄子的话说就是，太阳出来了，人就不要举着蜡烛去跟太阳比光，你比不过它。这就是自然，就是不刻意。比如，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语），这是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情怀。但是道家认为，能够登上山顶一览众山小，固然很好；但是如果没有登上山顶，同样也有收获。比如登山过程中欣赏到的蓝天白云、鸟语花香都是收获，这就是自然。如果刻意地一定要登上山顶，哪怕没有兴致了，哪怕心脏不好了血压高了，也一定要去追求'一览众山小'的既定目标，那结局会是很可怕的。因此人必须学会放弃，必须懂得'无为'，这是人生的一种智慧和境界。道家非常强调'道法自然'，这是它与儒家的一个区别。
　　以道家的这一智慧和境界来看，今天我们的管理中，有很多刻意的东西其实都是违背东方管理智慧的。我们通常讲的'作秀'，就是刻意地为了某种虚荣心或名利心，去做一个不自然的政绩工程或上一个不必要的项目，明明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明明对这个领域不了解，但是为了刻意地表示我能做到一个多大的产值，我能达到一个多伟大的目标，勉强上马，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如今的中国企业整体上发展不错，在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风景这边独好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让全世界为之瞩目。中国企业界现在纷纷讨论如何做大做强的问题。其实，我们的企业做大做强，如果是自然的，那值得庆贺。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经营者、有一些主管企业的政府官员，他们理念中的做大做强是刻意的，并不自然。这种做大做强还不如不大，因为小的也可以是好的。比如说我们常常可以听到'市场通吃'的说法，这固然是一种雄心壮志，但事实上这不太可能，且不说世界市场，就说中国市场就有那么大，我们是很难做到'市场通吃'的。以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点来看，在天、地、人当中，人是很渺小的，因为人只是自然的一个渺小的存在。因此，人不能够'心比天高'，否则注定'命比纸薄'。所以，过分急功近利，过分强调做大做强的这样一种浮躁心态，过分为了 GDP 的统计指标、为了面子而做的所谓形象工程，在道家看来是缺乏智慧和境界的表现。可见，如果儒家讲的那个'道'是治理的一种路径、门道，道家讲的'道'就是治理者必须拥有的一种境界。这个境界的核心智慧是'自然'。如果以佛家的智慧来看，东方管理之道的'道'还有第三层含义，它是一种信仰。我们通常说一位高僧是得道高人，或者说一个人道行很深，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2005年有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统计数据，有67％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对自己的工作境遇评价为'郁闷'。我们为什么体验不到管理的快乐？为什么体验不到工作的愉悦之情？西方著名的管理学家熊彼德认为，管理者如果拥有一种信仰的话，那么工作就是一种很快乐的过程，如果管理工作只是你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么你会觉得非常辛苦。所以，熊彼德举例说，建筑师在工作时往往是快乐的，因为他憧憬自己的设计理想和设计信念会因为工作而变成现实，而工匠的劳作注定是辛苦的，因为他只是为养家糊口而工作，每天的希望就是快些下班回家。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信仰的重要性。如果借用佛家的话语来表述，那就是'波罗蜜多'（即到达理想彼岸的信仰），也就是人对未来必须要有一种信心。这正是一种信仰。这样即使再艰难再辛苦，你也会因为有这样一种信仰而觉得自己是快乐的。以释迦牟尼的话说就是'化烦恼为菩提'。菩提指的就是一种快乐的心境，这种快乐的心境是跟信仰联系在一起的。信仰是指向未来的，它以一种愿景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心灵世界。人的心灵世界因为有它的存在而充实，因为有它的激励而快乐。
　　如果做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东方管理之'道'的三种含义：其一是道路，这一内涵在儒家那里被特别地强调；其二是一种境界，讲道法自然，即拥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心境和智慧，这一内涵在道家那里被特别地强调；其三是一种信仰，一个得道的人就是有坚定信仰的人，这一内涵在佛家的教义里被特别地强调。这就是'道'的基本内涵。
　　可以肯定地说，从民族精神演进的历程看，中国近代史无疑是一段血与火写就的充满着屈辱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闭关锁国沉醉于'惟我华夏独尊'的国人领教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化的穿透力。从这个时刻起，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乃至否定便几乎是近代中国一种历史的必然。而'西学东渐'则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自然衍生。于是，'西化'的主张甚至由此而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挥之不去的时尚话题。
　　值得深思的是，而此时的西方社会则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空前的认同甚至欣赏的心态。20世纪初叶，有'世纪智者'之誉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不仅看到我国古代文明的历史价值，而且认识到中华古代文明的现实及未来的存在价值。他曾这样断言：我们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人的显著优点是对生活的目标持一种正确的观念，人们必将期望这两种因素能真正逐渐结合起来。他认为，与重智求真，穷究本体（上帝、理性或物质），强调主体与客体两分对立的西方智慧大相径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智慧一直讲究仁智会通、德业双修，追求天道与人文相统一的圆融和谐境界。罗素坚信，经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一中华传统智慧，在21世纪的发展中必将逐步扬弃愚昧成分，日渐显露出特有的魅力。
　　事实上，上世纪初以来，走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前沿的一些西方思想家，如爱因斯坦、玻尔、普利高津等人，无一例外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相当的认同态度，他们甚至以浓厚的求知欲望研习我国古代的《易经》、《老子》和佛经，从中发现疗治现代病的精神启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波尔，在访问中国后发现，他自以为最得意的科学创见'互补思想，其实早已由中国古代的道家的太极图所昭示；中国的阴阳相生相胜、相反相成思想对解决当代物理学难题是如此重要。波尔甚至为自己设计了一枚纹章，在椭圆形图案中心绘着醒目的太极图，以它作为'族徽'。
　　事实上，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不仅丰盈而且多维。正如我们在本书中试图揭示的那样，仅仅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它博大精深的管理智慧和境界。这或许正是西方学者认同和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由之所在。我们知道，十九、二十世纪的人类曾过分地迷信技术的力量。但人类在进入到21世纪后已愈来愈清楚地明白：技术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这些难题本身还需要文化的发展来给予解决。而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最能够给现代人以智慧启迪的。有学者曾这样概括过这些难题：一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失衡而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危及人类的生存；二是由于西方原子结构论和笛卡儿、牛顿力学思维方式的局限而造成当代科学发展的危机；三是由于极端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膨胀，造成人际关系失衡，人格为物欲、金钱所扭曲，人际关系冷漠、疏远；四是由于东方经济的起飞以及它对西方管理模式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东方式管理思想体系，以推动经济发展；五是由于现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而造成价值体系瓦解、心理障碍、道德滑坡和社会无序，人为物欲所异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传统文化所内蕴的智慧都给出了很好的思维路径。也就是说，传统文化中倡导的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情理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等基本原则，无疑从最高的价值观上给现代人指出了清明的出路。
　　由此可见，在'术'的层面上已经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难题的背景下，我们呼唤'道'的大智慧。传统文化中倡导的诸如天人合一、人我合一、情理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等显然都是'道'的大智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一'道'的大智慧正是现代企业所必须拥有的。世界银行在总结世界各国企业发展经验时指出，凡是长寿企业（即活过百年的企业）都遵循三条基本价值准则：一是人的价值高于物的价值；二是共同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三是社会价值高于利润价值或是用户价值高于生产价值。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一个企业要做成长寿企业就必须做一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企业是经济组织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利润最大化不是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对立的。而这恰恰是中国'儒商'一直守持的基本'商道'。
　　可见，以儒、道、佛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理性原则。这是一种具有时空的穿透力的智慧积淀。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中汲取丰富的处世之道和管理智慧。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学会体悟'亦儒亦道亦禅'的生命圆融境界，在诸如以儒养性、以道养身、以禅养心之类的感悟中，提升我们做事做人的智慧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