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叙拉古悲剧”-《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书评
作者试图将笔下的这一个个大师概括到一个简约模型中去,这就是他在《后记》中所透露出的柏拉图'叙拉古悲剧':柏拉图试图说服叙拉古的暴君致力于正义,但是,他三次光临叙拉古,三次失望而归。显然,尽管书中的知识分子与柏拉图可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可能要更大一些,这就是:柏拉图批评暴政,而样本中的知识分子们却持亲近支持的态度。
《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是一本独特视角的'新警世通言'。但是,我认为,作者的意图不止于此,作者将这些案例收集起来,更在于希望制定一种应急制度,一种集体行动机制,使得僭主政治出现时,能够激活这种机制,从而防止它剥夺人们的思想,人民也能够自始至终地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抛开那些枝枝节节的叙述,我们可以将书中的人物化约为标准化了的'知识分子',将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传奇爱情、福柯的同性恋以及施米特的'反犹立场'都省略去,让他们的身份和面孔都标准化为一个简单的'头脑',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心灵',那么,就可以在一种简约模式中来思考'叙拉古悲剧'的根源所在了,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传统的知识分子群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要。'叙拉古悲剧'之所以成为知识分子的悲剧,并不在于柏拉图第一次的游学,在第一次时,他对于暴君和民众感到同样的失望,因而认为叙拉古无法摆脱'暴政与革命'的无穷循环;'叙拉古悲剧'的问题出在柏拉图的第二次和第三次行程,在第二次时,当他的学生迪恩告诉他暴君已死,新君王乐于接受哲学,并希望行事公正时,他动心了,但是,他发现新君王并不具备'哲人王'之治的素质,于是失望而归;在第三次时,他发现新君王狂妄更甚,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哲学家了。因此,'叙拉古悲剧'的实质在于:当僭主政治出现时,知识分子是否会像书中的亚历山大'科耶夫一样,认为它可以推动历史进步,从而为更美好的未来铺设道路?
这正是知识分子的心灵博弈。如果采取'不相信'的策略,那么,最多像柏拉图那样'失望而去',这种止损策略失去的只是'来回的路费';如果采取'相信'的策略,那么,可能就会被马克'里拉列入有辱使命者的行列。实际上,处于如此困境的知识分子,是没有最优选择的,他们陷入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两难境地,这也是屈原的人生悲剧所在,而后者的悲剧性更加深重,因为他失去的是'人生来回的路费'。如果注意到阿罗对'独裁'的定义:'当一个人的偏好是其他所有人的偏好时,社会就是独裁的',那么,'叙拉古悲剧'的根源就在于柏拉图将民智等同于独裁者的思想,更进一步地,他并不认为从民众中可以产生一种制度来约束独裁者,使得民众的意愿或偏好成为国家的意志。显然,被马克'里拉同样列入了鲁莽心灵黑名单的雅克'德里达的戏言'解构,就是美国'中所表达的'去中心化'思想,明显地超越了'叙拉古悲剧'的模型原型。因此,不妨让我们把目光从君王的身上移开,去看看那些让柏拉图同样失望的'民众',也许这样的转变会有助于改变知识分子心灵博弈的博弈结构和偏好关系。
我们只需增加一名'普通的民众',就可以看到叙拉古悲剧模型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不妨假设这个普通人在开始时同样是令人失望的,如果柏拉图能够像对迪恩那样地对他进行教化,那么,在民众中就增加了一名真理信奉者,这样,柏拉图的损失就有了一点小小的补偿,而不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愤了。相比于教化独裁者而言,教化一名普通人的难度和成本要小得多。换言之,当普通的民众有了基本的判断标准,具备了思想的基础和自由,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幸福被看作一天吃两顿饱饭,晚上从不一个人睡觉'的经济性或生物性标准时,独裁者的行动就会受到有效的限制。当人们觉察到思想的自由和思想的乐趣存在被剥夺的可能时,就会启动奥尔森所称的'集体行动机制',从而防范思想领域内的掠夺和独裁。那么,这种思想领域内的集体行动机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功能呢?答案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它必须能够尽可能地将全部的信息完整地传递给民众,从而使得每一位普通人,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成为'知情者'。任何一种选择都是历史的必然进程,而不只受制于'哲人王'的指引。
无论是柏拉图的厌恶态度,还是马克'里拉所列举的这些知识分子所持的支持态度,在存在'思想集体行动机制'的环境中,都不会陷入到叙拉古悲剧的轮回中去了。即使是施米特那样的'真正的敌人是归化的犹太人'的观点,也只会成为思想大海中的一颗小小浪花,而不会引起滔天的巨浪。
文:钱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