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样走出中世纪？-《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书评

　　
　　提出中世纪的概念显然不是《走出中世纪》的目的，其核心是讨论中世纪何时走出的。作者提出的观点是大约在明末清初，中国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但可惜的是在清朝中期一度停滞，直到鸦片战争后再度启动。但明末清初的走出是主动的，而鸦片战争后则是被动的。

　　中国是怎样在明末清初开始了走出中世纪的第一步？是中西交融的结果，国内王学兴起带来的朱子学说批判与欧洲传教士到来而引发的西学东渐，共同引发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震动与变革。而不是传统历史观指出的中国在明末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引发的，因为早有史学家指出，仅有几台手工机器和几个雇用工人，绝对不能简单判断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没有那么简单。

　　王学兴起对于中国的走出中世纪功不可没。在16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统治思想堡垒分化出了一个异端，即王守仁的'王学'。其口号是'致良知'，其基本理论是知行合一。王学在哲学史上被批判为唯心主义，自身理论体系问题也很多，但王学却在打破思想壁垒上功勋卓著。王学提出，圣贤皆可为，反对死背《四书》，反对墨守成规式的恪守圣人之言，这一点有点像佛家的人人皆可成佛，但对宋元以来的只有诵法程朱的少数理学家才能做圣贤这一正统理学是一个严重挑战，照此逻辑，名教纲常将有被冲毁的危险。因而，王学兴起后，很快遭到统治阶层打压，即使力挽狂澜的张居正，对王学也是毫不留情；明末清初，王学又被作为空谈误国的对象批判，清朝康熙之后各朝，继续批判王学，然而，到了戊戌变法之后，王学又暴发出惊人的活力，风迷一时。

　　利马窦'无心插柳'式传教活动的影响不可小视。担负着让中国'归化'重任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末年来中国奋斗近三十年，然而与日本归化如潮的场面相比，中国竟然举步维艰，就连到北京觐见也成难以实现的奢望。在痛定思痛之际，为了让传教更易被中国接受，利马窦脱下了僧袍，换上士子之服，献上了中国人非常好奇的西洋自然科学成果及科学仪器，终于迅速有了人气，但结局是作为传教手段的西洋科学得到传播，而接受洗礼的人始终有限，最终他以科学家身份留在中国历史上。但不能否认的是，在王学冲破学术禁锢之际，西学的输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产生了积极影响，我们耳熟能详的明末科学家徐光启就是利马窦的崇拜者之一，而当时在南京还有一大批王学的信徒聚集在利马窦周围学习和交流，以至于保守派不得不发动政治上的打压行动。

　　因而，对于明末清初出现的中学异端与西学来朝，《走出中世纪》的作者一再发问，这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