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繁荣与真倒退-《走出中世纪(增订本)》书评

　　在清朝的中期，也即常说的康雍乾盛世，汉学得到一时的繁荣，以考据为主要方向，取得一系列成果，以至今日，汉学的研究相当程度上也要利用这一成果。可是在这种表面的繁荣背后，实质却是历史的倒退，形式繁荣而内容窒息，很快就成为了僵尸，被内部的分裂和批判所否定。

　　何以形成这样的局面？纯粹是清朝的文化专制所致。在康熙、雍正两朝大规模的文字狱后，文人士子畏谈政治，思想文化方向不得不转向古老的儒家经学，在一字一句的考据中寻求空间。即使号称不以文字杀人的乾隆帝，有考证的文字狱竟有64件半。于是，在整个十八世纪，繁琐的考据产生了浩瀚的细枝末叶式的学术成果，而思想上始终没有超越中世纪学术文化的范畴，只是徘徊不前甚至是倒退。

　　那么是不是这个时期的文人士子只有这样的消极反应？那也未必。在表面枯燥的经学考据背后，有一种不屈的反抗始终存在。由于清朝除过严厉的政治钳制手段外，还有严厉的文化思想钳制，大讲'戮心'策略，主要的就是用朱子的理学思想来统治，其对朱熹的推崇甚至超过孔子。而那时的汉学家几乎都强调从最基本的功夫做起，辨真伪，定文字，明音读，通训诂，甚至包括对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必差，而道从此失'的心态。那么这种表现本身就是对当朝提倡理学的逆反，是对统治阶层死守朱子学说为神圣的一种反抗。但可惜的是，这时的汉学，从憎恶理学、反对空谈义理、反对单讲致用、反对孤证立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琐碎的考据，迷信古训，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从而给他们带来了烦琐哲学、逃避现实的恶名。

　　由十八世纪的汉学现状，即可以侧面反映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是何真实面目，那就是假繁荣，真退步。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年轻的龚自珍终于发出了对百年盛世的猛烈抨击，指出其声音笑貌类治世而实为衰世，并大胆预言乱世即将来临。从其评价可以看出，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不仅与汉唐相差甚远，就是与明朝的嘉靖、万历朝相比都不如。嘉靖、万历朝不论皇帝如何昏庸，政治如何腐败，可是终究还出过海瑞、张居正和戚继光，而清朝这百年间除了学术史上的经史考证学者外，还出过什么像样的文臣武将？可以毫不留情地说，清朝的康雍乾盛世开的是历史的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明末出现的封建专制松动、资本主义萌芽的局面，又被变本加厉地扭转回去，中国只好在黑暗的中世纪继续忍受，而且也标志着明末出现的中国可能自行走出中世纪的努力完全被抹杀。此后，中国只能由外侮来被动的推动着、屈辱地走出中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