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远的《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新华出版社2007年6月版），研究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名人的经济生活，包括鲁迅、康有为、蔡元培、胡适、王国维、闻一多、顾颉刚、吴晗等。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陈明远偏偏要一心钻'钱眼'，目的是还一段明明白白的历史，以经济视角解读文化名人的生活质量，进而弄清各自的精神质量。'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却是万万不能'，在他的笔下落到了实处。
就鲁迅而言，陈明远认为他在五四运动的先知先觉中，第一个透彻地阐明了'钱'的意义。陈明远援引《娜拉走后怎样》中的名言为佐证：'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为了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参与了北京教育界向北洋政府索取欠薪（简称'索薪'）的坚韧斗争。对此陈明远发出感慨：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的确，较好的经济状况，保障了鲁迅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鲁迅之所以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成为文化人的榜样，与他脱离教育部'公务员'身份，依靠稿酬、版税自食其力不无关系。
至于周作人，民众历来耻于其'文化汉奸'之卑劣，可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到最后，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但评述其前半生，究竟是何等致命因素，比东洋指挥刀更厉害，使得周作人泯昧良知就任伪职'督办'、甘愿卖国投敌效鹰犬之劳呢？陈明远亦用一'钱'字作结：'知弟莫若兄。鲁迅生前对二弟的评价是一个字：'昏'。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在这里，所有的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总之，依托经济视角，《何以为生》刻画出文化名人'百态'，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文化名人的精神质量报告。比如蔡元培自1907到1915年间，先后旅欧留学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又如胡适借给青年学子陈之藩400美金，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后来陈之藩还款并写信致谢，胡适回信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等等。我们能从文化名人的经济来源、用途了解其人生原貌，从一个侧面窥见他们生活与精神或和谐对接或灵肉割裂的事实。毫无疑问，对于历史、今天、将来，即使跳出文化圈，陈明远的'算账'工作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文：黄亚明 出处：京华时报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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