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历来喜欢预言。
我们常说西方文化是'两希文化'，西方人的预言才能和传统也同样可以溯源到古希腊、希伯莱的精神。在古希腊神话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预言的巨大威力。预言的作者大多是神庙的祭司，预言的主题是命运，是无法避免的命运，是俄狄浦斯那种纵然身为旷世英雄、即便知道自己终将弑父娶母、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逃避的命运。甚至知道自己的命运，本身就是构成命运的一个因子。正所谓'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拖着走'。对命运的这种意识，直接导向了古希腊哲学对'变中不变'、对必然性的执着追求。而在希伯莱宗教中，预言的作者则是先知，预言的主题是忧患意识，是对可能降临的厄运的认识和忧患。厄运本是人的自作自受，因而预言厄运、使人知道即将降临的厄运恰是为了让人自觉地避开厄运。在希伯莱人的历史上，我们总是能听到'你们要悔改'那种旷野的呼声。
上个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位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一部皇皇巨著中又为西方的历史作出了预言，这就是斯宾格勒和他的《西方的没落》。这部著作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上述两个传统。作为历史哲学家，他试图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必然规律；作为文化先知，他试图警醒人们注意文化繁荣背后所掩盖的文化没落。
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被称之为'文化形态学'。它是对以往的历史哲学传统的一种反叛，斯宾格勒自诩为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从西方历史哲学的肇始者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科开始，历经启蒙运动，西方历史哲学一直试图把人类的全部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根据一个'古代-中古-近代'的三分框架，把西方的当代社会视为人类历史发展的成果，把其他地区的历史或者一笔带过，甚至设想成为西方人的历史所作的准备。这种历史观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达到了顶峰。'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我们选定一小块领地作为历史体系的自然中心，并将其当作中心的太阳。所有的历史事件皆从它那里获得其真实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据它的角度而获得判定。但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幻景的上演，只是我们西欧人的自欺欺人，只要稍加怀疑，它就会烟消云散。'斯宾格勒把这种以西方的历史为中心的线性进化模式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认为它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用一个全新的体系来取代它。斯宾格勒认为自己所提出的'文化形态学'理论就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具有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象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精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通过强调每一种文化的独立地位和独立价值，斯宾格勒进一步把文化视为'生命有机体'。也就是说，文化是一个包含着从出生到成长、从衰老到死亡的有机的过程。我们已经目睹了古代文化的没落，而西方文化没落的征兆也已经预示出来了。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化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就是文明，它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世界城市的出现。在摆脱了农村的世界城市中，金钱成为世界的主宰，金钱的统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统治，金钱的关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人的关系，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金钱的冷酷算计使理性主义发展到它的最高阶段，此时抽象的概念取代了活生生的生命世界，机器与技术开始统治人类，成为新世界的暴君，生活的诗意已为单调的工作所取代，生命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已经枯竭，就连人类生命本身也退化和衰弱到了'不育'的状态。由此就催生了'恺撒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出现。'金钱以民主政治的形式赢得了胜利。有一段时期，政治简直就是金钱的独占范围。但是，一当金钱摧毁了那一文化的旧秩序，混乱立刻就催生出了一种新的、压倒一切的因素，渗透到生成的各种成分中'这就是恺撒类型的人物。'恺撒式的强人政治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时代就是世界战争的时代，战争成了人们处理一切现存问题的手段，文明时代的一切最终都将在战争中灰飞烟灭。
值得注意的是，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虽然出版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的1918年，但其思想的形成却是在战前的1912年。而在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该书的初稿已趋于完成！
20年之后，规模更大、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都在西方。
历史似乎要应验斯宾格勒的预言。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西方文明的一切都灰飞烟灭。而且，人类似乎学会了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时至今日，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已出版了近一个世纪，西方文化似乎还在'欣欣向荣'。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读这本书吗？
从学术的角度看，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是西方历史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斯宾格勒之前，黑格尔历史哲学也曾把世界历史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并用'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模式来描述世界历史，也曾提出各世界历史民族都必然经历'成长、繁荣、衰亡'这样一个过程的思想。但在整体上，黑格尔把世界历史视为世界精神实现自身的一个舞台，因而必然得出日尔曼时代是世界历史的老年（实现）的结论。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虽然罕有提到黑格尔，但他的理论中却时不时地闪现出黑格尔的影子。然而，斯宾格勒破除了西方历史哲学传统的西欧中心论，把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从作为整体的历史转变成为一个个相互独立、价值相等的文化，却开启了西方历史哲学以文化为历史的基本单位来研究的传统，对后来的汤因比、雅斯贝斯的历史哲学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预言的角度看，对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化没落的预言尚无法作出判断。其一，斯宾格勒所说的'没落'，并不能等同于死亡、终止。没落的主要特征是批判精神、创造精神的丧失。西方世界在这一个世纪中虽然在科技方面依然是高歌猛进，但在文化的意义上究竟还有什么创造，恐怕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其二，斯宾格勒是一个先知，但却不是一个算命先生，他并没有对西方文化的没落给出一个时间表。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斯宾格勒的预言是希伯莱先知预言的延续。先知预言的价值恰恰不在于它的实现，而在于它对社会的批判，在于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先知预言的目的是警醒世人，其前提是社会在被警醒之后有疗治自身的能力。那么，面对斯宾格勒的预言，西方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用简单的'是'与'否'就可以回答的。关键在于，斯宾格勒所描述的西方文化没落的诸般特征，在西方社会依然司空见惯。
更有甚者，随着人类全球化的进程，整个人类世界日益'西方化'。惟其如此，我们仍需要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
《西方的没落》在汉语学界已有过两个中译本。但遗憾的是，一个只翻译了它的第二卷，另一个则仅仅是它的缩译。如今，吴琼先生根据英译本（遗憾！）译出了它的全译本，为我们全面了解斯宾格勒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译者撰写了篇幅不小、颇有见地的译者导言，可作为理解斯宾格勒的导游图，而正文中的大量译注，则可作为我们阅读斯宾格勒这位不太严谨的作者时不可或缺的手杖。
文：李秋零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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