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中世纪二集》里，朱维铮教授对于长期形成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近代中国基本认识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合逻辑，也不合历史'。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在近代一再挨打？朱维铮认为，是'大清帝国的体制性腐败'。
朱维铮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不合历史。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历史中，威胁中原王朝的'四夷'等民族其生产力水平都是相对落后的，曾经征服过中原王朝的异族也是落后于中原的。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生产力总体水准，仍在全球数一数二，反倒表明中国受富而不强之累。特别是从北京的历史看，契丹族建立的辽、女真族建立的金都将其列为行都，蒙古的元朝建立大都，明朝移京于此，满清继续定都北京，历经千余年，中间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汉族的朱明王朝。此倒证明，'落后战胜先进'才是中国历史的常态。
朱维铮认为，'落后就要挨打'也不合逻辑。大清帝国所以接连败于英法侵略者，乃至在鸦片战争后被沙俄不战而侵吞百余万平方公里的边疆领土，绝非因为中国落后。论国力，败于英法，恰是'先进不敌落后'。论政体，沙俄的专制绝不亚于满清，却讹诈屡屡得手，可谓'落后败于落后'。尤其是同样因遭受西方侵略而欲'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日本，还是受林则徐等的启发，其提出'脱亚入欧'也在曾国藩、李鸿章等倡办'洋务'之后。当甲午战争之际，中日双方占世界的GDP份额，中国为17.2%，日本仅为2.3%，经济实力中国超日本7倍，军事实力清日海军不相上下，陆军人数更是清胜于日，可是结局仍然是'后进战胜先进'，马关条约将满清钉在耻辱柱上。
朱维铮认为，'落后就要挨打'的不合历史还表现在，直到清朝乾隆、嘉庆时代，中国不但在经济方面领先于世界，在文化与政治方面，也不落后。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出现了持续百余年的'中国热'，莱布尼茨、伏尔泰乃至歌德，都曾为之推波助澜。即使对传教士从中国发回的报道持怀疑态度的孟德斯鸠也缺乏对中国专制的批判勇气，甚至相信由于地理气候的自然之力，其居民始终在增加并将会战胜专制暴政。
但一切悲剧的根源也在不'落后'甚至是'先进'。 朱维铮回忆到，在与已故的历史学者魏斐德教授多次讨论中国在十九世纪走向没落的历史原因时，他提到因为十八世纪的中国过于'太平'，而当时的西方正在经历百年战乱。经过中西历史的对比，朱维铮深深认同这一说法，百年太平导致百年停滞，而百年战乱恰好使欧洲在竞争中急剧变异。于是，在十九世纪初叶，中国的经济状况、文官体制和成文法典等，并不比陷于拿破仑战争的欧洲落后，可仅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不过二十来年，统治中国的满清便被英国打得一蹶不振。其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大清帝国的体制性腐败。
所谓体制性腐败，指的是由帝国的权力垄断引发的必至之弊，就是皇帝越来越独裁，而官员越来越腐败。清朝的腐败在入关初期即已表现，就是卖官缓解财政危机。针对严重的腐败，雍正朝进行了抑制，一是严惩，二是加俸，但其本质是以贪制贪，养廉银制度更成了有组织的集体贪污。到了乾隆时期，还进一步钳制思想，把大批有聪明才智的学者驱赶到经史考证的狭小天地中，还封闭监察官员的言路，把帝国上下镇压得鸦雀无声。最为根本的是，雍正时期开始设置的军机处，架空了明朝以来的内阁制，也架空了满洲军事贵族集体决策的八旗王公大臣会议的牵制，皇帝的心术不正和采取的加强个人独裁措施，让整个体制性腐败加剧，直至无官不贪，从而患上了自己治不了的'国病'，而所谓的盛世也只是图有虚名。因而，鸦片战争中，全球首富的满清跌落为英夷的阶下囚并被迫订立城下之盟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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