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C·D·威尔逊

诺贝尔奖评奖条例的第二条规定，“文学”不仅应包括纯文学，而且应该包括“在形式和内容上体现了文学价值的其它著作”。这条规定使诺贝尔文学奖同样可以授予哲学家、宗教著作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前提是他们的著作既在文字表达上具有艺术特色；又在内容上体现出高度的价值。

瑞典学院今年在许多被提名的著名人物中作出了选择，决定把这项奖励授予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他得到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 18 位会员的推荐，他们一致推举这位最杰出的学者作为此奖的候选人。

一份为庆祝蒙森 80 岁生日、由赞格迈斯特编写的著作目录列举了他 920 种著作。蒙森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编纂《拉丁铭文大全》（1867—1959）。此项浩大的工程尽管有众多学生的协助，全书 15 卷中的几卷仍然是蒙森独立完成的。此外，他为了全书的组织工作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学术方面，蒙森是一位卓越的学者，在罗马法、铭文学、钱币学、罗马编年史和罗马通史方面作了独创性的、出色的研究。即使对他抱有偏见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可以以无可争辩的权威谈论爱亚皮吉的一篇碑铭、阿庇乌斯·凯库斯生活中的一个片断或迦太基的农业。受过教育的公众对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他的《罗马史》（1854—55，1885）而获得的，正是这部巨著促使瑞典学院
将诺贝尔奖授予他。

这部著作的撰写工作开始于 1854 年，第 4 卷虽未出版，但他于 1885 年却写出了第 5 卷。这是一部记叙罗马帝国各行省历史的卓越著作，由于这个时代与我们的时代相距较近，其中的记叙在许多方面符合诺贝尔奖评奖条例的规定并可以作为评价全书以及作者的出发点。蒙森的《罗马史》已经彼译成多种文字，它不仅以其深厚而广博的学术功底见长，而且叙述风格活泼生动。作者把驾驭浩瀚材料的能力与富于时代感的判断、精确的方法、充满活力的文风结合得天衣无缝，而富于艺术性的行文又使叙述如此精彩而具体。蒙森懂得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大量人物的裹贬适当。他那渊博的知识、杰出的组织能力、建筑在直觉上的想像以及将各种事件和事实用生动的画面描绘出来的能力的确令人惊叹。正是他的直觉和创造性才华填平了历史学家与诗人之间的鸿沟。蒙森在《罗马史》第 5 卷中曾写道，想像力不仅是诗，而且是历史的母亲。的确，二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超然的客观性使人想起歌德宁静的伟大，而英国将历史学家麦考莱葬于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基地也完全是正确的。

在许多章节中，蒙森描绘了罗马人的性格，表现了罗马人对国家的忠诚就像儿子对父亲的服从那样。他以精湛的技巧展示了罗马由一个弱小的地区发展成世界大国的宏伟画卷，描写了随着帝国的强大产生的新问题以及旧的顽固势力的反抗，公民会议的主权如何由于蛊惑家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而变成一种幻想，开始时公正而严明地处理公认事务的元老院如何由于旧的贵族寡头政治的兴起而由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机构变成获取私利的场所；展现了不顾国家利益的资本主义如何在政治投机中滥用自己的权力以及自由农民的流失如何导致全国灾难性的后果。蒙森还描写了执政官的频繁更换如何影响了对战争的统一稳定的指挥，从而导致军事战线的延长，而与此同时将军们却愈来愈独立；凯撤主义由于行政管理无法满足帝国的现实需要而在许多方面势在必行，这种极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比寡头政治对人的统治较为温和。在这位历史学家毫不妥协的目光下，曾显赫一时的虚假繁荣像烟雾一样消失了，蒙森从这段历史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像他所赞赏的凯撒一样，他也有一副现实需要的头脑，而想像的自由使他对这位高卢的征服者作出了高度评价。

一些评论家指出，蒙森虽然才华出众，但出于主观的激情，在叙述中有时却有失公正，特别是在涉及那些渴望自由的凯撒的反对派以及在困难时刻摇摆于二者之间的人时更是如此。这种指责在整体上也许并无不当之处，它针对的是蒙森对天才作用——即使他们往往与法律背道而驰——的赞扬以及他的下列观点：在历史上，大背叛的时代绝不容许三头政治；一位革命者应当是目光远大、值得钦佩的政治家。但是另一方面应当强调，蒙森从不美化残暴力量，相反却赞颂那些为了国家的崇高目的而献身的人。我们应当注意到他那坚定的信念：“赞美已被罪恶的天才所败坏，被用来反对历史的神圣精神。”此外，人们指出，蒙森在这部著作中使用了一些与古代条件不甚协调的现代术语（如容克地主、罗马骑士、秘密社团、雇佣兵、将军、宪兵等等），但是这种突出不同时代历史现要之间的相似之处的方法并非蒙森想像力的创造，而是他所借鉴的处理各历史时期相同点的一种方法。这部著作由于作者加进了许多叙述的成分而增添了清新的色彩。在这方面蒙森并不是一位历史唯物主义者，他高度评价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皮乌斯，却批评他忽视
了人的伦理力量，遵循一种过于机械的“世界观”；关于 C·格拉古，那位充满激情的革命家，他有时赞扬他的胆略，有时则批评他的方法。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强有力的统治者只是建筑在沙滩上，被治理者是靠共同的道德观而凝聚在一起的，对他来说，健康的家庭生活是民族的核心。他猛烈地谴责罗马的奴隶制度，认为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的人民在道德力量的鼓舞下可以度过灾难。当人们看到古代雅典的自由恰恰是从波斯人毁灭阿克罗波利斯的烈焰中诞生的，今天意大利的统一是从罗马人点燃的高卢战火中产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明白，蒙森的这些话包含着一个具有教育意义的真理。

蒙森以熟练、生动、博学、有时带些讽刺的笔触描写了罗马的内政和外交、宗教、文学法律、财政和风俗民情，这种描写是宏伟壮丽的。没有哪位读者会忘记他对特拉西米诺湖、坎尼、阿勒里亚和法萨卢斯战役的描写。他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是极其生动的，通过他精炼而清晰的笔法，我们看到了“政治纵火犯”c·格拉古、看到了“当疯狂变成权力，为了逃避领导责任而跳入深渊”的马略的最后时刻。特别是苏拉、蒙森心中罗马历史中的理想人物伟大的尤利乌斯·凯撒以及汉尼拔、扎马战役的胜利者西比阿·阿非利加努斯的形象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对他们无可比拟的描写已经成为经典。诸如此类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不胜枚举，这位大师用他的笔清晰地描绘了他们的生平事迹。

关于这些形象，历史学家特赖奇克曾说，《罗马史》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历史著作，蒙森笔下的凯撒和汉尼拔将做起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位年轻士兵的热情。

在蒙森身上我们看到了各种才华的聚合，他知识渊博，是一位头脑清醒的史料分析家，但他也会作出充满激情的判断。他既以细致的笔法和广博的学识叙述了政府的内部工作和复杂的经济事务，又极其精彩地描写了战斗场面和人物性格。也许他首先是一位艺术家，他的《罗马史》是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作为文明的灿烂花朵，文学在诺贝尔的遗愿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蒙森在这方面无疑是具有代表性的。当他把《罗马史》的第一卷交付给出版商时，他写道：“这项工作是艰辛的”，在他进行此项工作的 5 周年之际，他感叹学术海洋之浩瀚。但是，在他毕生的工作中，不论他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劳动，他创造了一种可以与任何一部艺术作品相媲美的自然的形式。读者可以在其中放心大胆地邀游。这部伟大的著作无可辩驳地摆在我们面前。阿克顿勋爵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中称赞蒙森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从这个观点来看，蒙森被授予一项特别的文学大奖是当之无愧的。现在，《罗马史》的最新德文版本已经出版，全文没有任何改动。它带来一股清新的风，像一块纪念碑，虽然没有大理石的柔美，却闪烁着青铜般的光辉。大师的手笔，一位诗人的手笔到处可见。的确，蒙森在青年时代曾写过诗，1843 年出版的《三友歌集》便是证明。他本来也许会成为文艺女神的宠儿，如果不是环境改变了他的命运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书本和散文/不能使每一个花蕾成长为一朵玫瑰”。历史学家蒙森是特奥多尔·施托姆的朋友，默里克的崇拜者，早在青年时代便翻译过意大利诗人卡尔杜齐和吉亚科萨的作品。

艺术与科学常常有一种使从事它的人变得年轻的力量。蒙森作为学者和艺术家，85 岁时在他的作品中仍然年轻。即使在 1895 年，年迈的他仍然对普鲁士科学院作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记述了一位青年人对文艺女神启示的聆听，蒙森虽
然是一位老前辈，但他仍燃烧着青春的火焰，而人们在读他的《罗马史》时绝不可忘记，克莱奥是文艺女神之一。这部纯粹的历史文献唤醒了我们青年时代的热情，给我们的思想倾注了力量，当我们年长时重新阅读它，仍然能够学到许多东西。而这便是与伟大的艺术结合起来的史学研究的力量之所在。

根据上述理由，我们今天通过艾里克·古斯塔夫·吉耶尔向特奥多尔·蒙森表示敬意。

（章国锋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