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C·D 威尔逊

关于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恰当人选，人们提了不少建议。许多彼提名者确实足以当之无愧地获得这项受人尊重和众所瞩目的荣誉。

这次瑞典学院从这些候选人里，选出了一位英国作家。多少个世纪以来，英国文学曾经欣欣向荣，繁花似锦，当丁尼生不朽的七弦琴永远沉默以后，人们在大文豪辞世时常常会发出的惋借声重新响了起来。后继乏人，光辉的诗歌时代随着丁尼生而消逝了。当泰格奈尔逝世的时候，瑞典人也曾发出过同样的悲叹。但是，人们大可不必为美妙的诗歌女神悲叹。她不会死亡，也没有从她崇高的位置上被推翻下去，她只不过换上了新的衣装，以适合新时代不同的口味。

丁尼生的诗歌里浸透了理想主义的情调，它是以显而易见的直接形式表现出来的。不过，在那些风格和他截然不同的作家的概念和才能里，也同样能发现理想主义的特征。虽说这些作家最关心的似乎是客观现实，而且正是由于他们用生动的语言描绘出了使我们饱受挫折和烦恼的当代艰苦而炽烈的生活，从而赢得了声誉。这种生活充满了谋求生存的痛苦斗争和随之而产生的焦虑和窘困。瑞典学院本年度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鲁德亚德·吉卜林就是这样一位作家。有位对英国文学素有研究的法国作家在 6 年多以前曾这样写道：“吉卡林无疑是英国文坛近年来最值得注意的人物。”

吉卜林于 1865 年 12 月 30 日出生于孟买。6 岁时寄养在英国的亲戚家里， 17 岁回到印度。他起初在拉合尔出版的《军民报》编辑部工作，20 多岁时在阿拉哈巴德编辑《先锋报》。他曾作为新闻工作者，同时也出于个人需要，遍游了印度各地。因此他对印度观念和情感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并且对印度乡里群体的不同风俗和制度，以及驻印度的英国军人生活的特点有了深刻的了解。吉卜林对印度事物的真正内涵的坚实理解，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此有人甚至认为，这些作品比开掘苏伊上运何更促进了印度和英国的亲密关系。在他的早期创作中，讽刺作品《机关打油诗》（1886）由于大胆的比喻和清新独特的语调而引起了注意。他的早期作品还有著名短篇小说集《山里的故事》（1888）和《三个士兵》（1888），它们满怀同情地刻画了穆尔凡尼、奥塞里斯和李洛埃这三个士兵的典型形象。同类作品还有《盖茨皮一家的故事》（1888）、《黑与白》（1888）及《在喜马拉雅杉树下》（1889），都是描写西姆拉的社交生活的。以《生命的阻力》命名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发表于 1891 年，其中有些篇什含有严肃的意图。同年还发表了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这部小说的风格有些生硬严酷，但是其中一些段落充满了丰富的色彩，描绘得非常动人。

吉卜林在发表他的《营房歌谣》时，已经是个成熟的诗人。这些士兵歌谣气概不凡，格调刚劲雄健，以写实的手法描写汤米·阿特金斯在“温莎的寡妇”或者她的王位继承人的调谴下，勇往直前，赴汤蹈火，历尽艰难险阻的各个阶段的经历。吉卜林成了英国军队的行吟诗人，他以新颖独特、亦悲亦喜的方式抒写了军队生活的劳累与艰辛；他对军队生活和工作的描绘，说明他对士兵们的崇高品质有充分的认识，却又没有丝毫过分浮夸的粉饰。他在描写士兵和水手的诗篇里，极其出色地表达了他们的内心思想，而且往往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的。因此士兵们都十分喜欢他，据说他们在日
常活动中一有闲暇便吟唱起他的诗歌。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大的光荣莫过于自己的作品获得下层人民的热爱了。

《七海》（1896）这组诗歌透露出吉卜林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是一个版图包括全球的帝国的公民。在所有纯文学的作家里.为加强英国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联系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无疑要算吉卜林了。

吉卜林的《丛林之书》（第一部发表于 1s94 年）不论在瑞典还是在其它国家，都受到读者热烈的赞赏和喜爱。作者在一种原始的想像力鼓舞下，创造出了这些神话般的动物故事：动物有黑豹巴格希拉，褐熊巴罗，狡黠而力大无穷的蟒蛇卡阿，白眼镜蛇奈格，以及那群叽叽喳喳乱叫的蠢猴子。莫格利就在这些动物中间长大，越来越孔武有力。书中有些场景是蔚为壮观的，例如，莫格利坐在“活躺椅”卡阿身上，而这条经历过多少世代树木野兽兴衰枯荣的蟒蛇，正在缅怀往昔的时光；又例如，莫格利叫大象哈西“让丛林长驱直入”，占据人们耕耘的田地。这些段落显示了作者描写绩丽的大自然的非凡的本能。吉卜林在描写这些充满原始壮丽气概的丛林故事时，要比《日常的工作》中的《识途的船》（1898）更为得心应手，挥洒自如，虽说《识途的船》也是一篇把机器拟人化的有趣而古怪的故事。《丛林之书》使吉卜林成为许多国家的儿童喜爱的作家。成人也分享着孩子们的乐趣，他们在阅读这些亲切可爱、富于想像力的动物寓言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在吉卜林的众多作品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基姆》（1901），因为它描绘一位喇嘛沿着一条能够涤清罪孽的河去朝圣，其风格高雅，温柔美妙，和这位作家一贯的粗旷风格颇不相同。而喇嘛的弟于、小无赖基姆，则完全是个机灵可爱的淘气鬼的典型。

偶尔有人指责吉卜林的语言偏于粗俗，认为在他某些最粗鄙的诗歌和谣曲里，采用士兵的俚语，已迹近狠琐轻浮。虽说这些意见不无道理，但吉卜林雄浑直接的文体和饱满充沛的道德力量，已经足以补偿这种缺陷了。他不仅在盎格鲁——印度世界里是个受人爱戴的文学大师，而且他的声誉已远及庞大的不列颠帝国以外的辽阔地区。1899 年他在美国身染重病。美国报纸曾逐日刊登他的病情公报。德国皇帝也致电给他的妻子表示慰问。

吉卜林为什么能获得全世界如此的眷爱？或者不如说，吉卜林究竟在哪些方面足以承当如此盛誉？同时，既然一个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条件是：他必须在自己的观念和艺术中特别表现出理想主义，那么，为什么人们认为吉卜林理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答案如下，吉卜林之闻名于世，主要并非由于他思想深邃，见解睿智过人。但是，即使是最粗率的旁观者也能立刻注意到他具有无与伦比的观察力，能够把现实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以惊人的准确性再现出来。当然，仅仅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栩栩如生地再现现实，还是不够的。他的诗才还表现于其他方面。他的惊人的想像力，使他不仅能模仿自然，而且能创造出自己内在意识的幻象。他所描绘的景物，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感受，就像形象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一样。他在抽绘人物的时候，往往只需要一开头的几句话，就点明了人物的脾气和秉性。创造性并不只是把事物的暂时状态摄影般地如实记录下来，而是力求深入到它隐秘的核心和灵魂中去。这种创造性正是吉卜林写作活动的基础。正像吉卜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从上帝创造事物的角度去描绘事物的。”这句话语意深长，深刻地道出了诗人对于自己事业的责任感。

吉卜林的风格是雄伟刚劲的，有时显得放荡不羁。但他的笔触有时也温
柔细腻，只不过这样的特点在他的作品里并不显得矫揉造作、引人注目。《玛哈默德·丁的故事》虽然简单，却充溢着真挚动人的情感，此外，又有谁能忘得了《山里的故事》中的那篇《攻陷伦膝彭》里的少年鼓手们呢？

在这位不知疲倦地观察着生活和人性的作家内心深处，蕴藏着崇高的情操。他在《致真正的罗曼斯》里，倾吐出了具体而生动地隐藏在每个真正诗人胸中的，虽然苦苦追求却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这种理想，无论是感性世界里的景物还是印象，都无法把它驱逐出去：

只要能在梦中与你相见，

能摸到你的衣边，我就心满意足：

你的双脚已经走到了上帝身边，

我无法追随你的脚步！

作家的人生观充满了《圣经·旧约》时代，或不如说，请教徒时代的那种特殊的虔诚感情，丝毫没有自命不凡和滔滔不绝的毛病。这是由于他相信“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并且认为存在着一个

我们祖辈早就知道的上帝，

我们在他严明的手下

行使着统治权

如果说从审美观点来看，吉卜林具有诗人的直感，因而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么，从道德——宗教观点看，由于他的责任感，他也同样是个理想主义者，而这种责任感则产生于有坚定信念的信仰。他深信，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建筑在公民恪守法律和有理性的自我克制之上，这个国家也是会灭亡的，对于吉卜林，上帝是居于首位的、最重要的全能的主宰，他在《生命的阻力》中称之为“伟大的监督者”。英国人作为一国的国民，是很能赞赏这些观念的，因此吉卜林成为国家的诗人，不仅因为他写了大量深受赞赏的士兵歌谣，而且多半也由于在 1897 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 60 周年之际他创作的那首颂歌《礼拜终场赞美诗》里几行短短的诗句。下面的诗句尤其突出地表达了真诚谦恭的宗教感情：

骚乱和叫嚣沉默了；

将领和君王们都已离去：

只有属于您的古老祭品还在那里，

一颗谦卑悔恨的心。

颂诗表达了民族自豪的精神，但它同时也对骄傲自大的危险发出了警

告。

吉卜林在布尔战争中很自然地站到了他自己的国家英国那一边。不过他对于布尔人的英勇精神仍进行了充分的赞扬，因为他的帝国主义思想并不属于那种毫不考虑别人感情的顽固类型。在英国文坛上曾经流行过多种多样的文学运动，英国文学曾因其丰富的作品和高于所有其他作家之上的不朽文豪莎士比亚而卓然超群。吉卜林受到斯威夫特和笛福的影响，可能超过了他所受到斯宾塞、济慈、雪莱或者丁尼生的影响。然而在他身上，想像力和实际的洞察力却是同样充沛的。虽说他不具有史文朋那种绮丽精致的风格，可是另一方面，他也摆脱了异教徒般只知追求享乐的倾向。他的作品在内容上既避免了病态的感伤情绪，在文体上又避免了亚历山大诗体的重叠堆砌。

吉卜林喜欢的是逼真和洗练，在他的作品里从来看不到华而不实的空论和洋洋洒洒的冗长描写。他善于准确无误地找到透辟的警句和独具特色的形
容词。人们有时把他比做哈特，有时比做皮埃尔·洛蒂，有时又比做狄更斯；但是他永远是与众不同的，他的创造力似乎是无穷无尽的。然而，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这位想像力的鼓吹者同时又是个奉公守法和遵守纪律的旗手。丛林的法则也就是宇宙的法则：如果我们要问这些法则的主旨是什么，就会得到以下简洁的回答：“奋斗，尽责和服从。”所以，吉卜林鼓吹的是勇气、自我牺牲和忠诚，他最恨的是缺乏丈夫气概和缺乏自我克制力；他还认识到，在世界秩序中有一种能够制服傲慢自大的惩罚力量。

虽然吉卜林是个独树一帜的作家，那并不是说，他从未受益于其他作家，即使是最杰出的大师也从不耻于求贤问业。吉卜林也像布雷特·哈特一样欣赏充满意趣的流浪汉生活，他也像笛福一样追求细节描写的真实以及谴词用字的准确，他像狄更斯一样对社会底层的穷人充满深切的同情，同时也像狄更斯那样善于在琐细的特征和举止中发现幽默。但是，吉卜林的风格又显然是独特和有个性的，它的引人入胜的魅力，与其说是依靠描绘，不如说是靠引起读者的联想。吉卜林的作品并非字字珠玑，完美无缺，但它们却总是绘声绘色，多姿多彩，充满了情趣。《从海到海》这部特写集可说是一部生动描写的典范作品，不论描写的是大懒神统治下的象城，是棕榈岛，还是新加坡：也不论讲述的是日本的风俗习惯，吉卜林笔下充满了嘲讽——有时是极其尖锐的嘲讽——但他也同样富于同情心，他的同情大部分给予了在遥远的海外维护英国荣誉的士兵和水手们。他完全有权对他们说：“我吃过你们的面包和盐，喝过你们的水和酒，我曾和你们同甘共苦，也曾守护在你们临终的床头。”

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已蜚声文坛，但是他成名以后仍在继续不断地向前迈进。有位为他作传的作者说，在他的作品里有三种不同的“语气”。在《机关打油诗》、《山里的故事》、风趣地赞美单身汉乐趣的《盖茨皮一家的故事》以及颇有争议的《消失了的光芒》里，用的是讽刺的语气；第二种是同情和善良的语气，在《玛哈默德·丁的故事》和真挚感人的杰作《没有教会豁免权的情侣》（载《生命的阻力》中）里最为显著；第三种是道德的语气，在《生命的阻力》里很明白地表现出来。姑不论这种分类法有多少价值，而且用这种分类，对他的作品往往也不能一概而论，包括无遗，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吉卜林所抒写和歌颂的，是诚实的劳动，是克尽职守，热爱祖国。对于吉卜林，热爱祖国不单指对于英格兰岛国的眷爱，而是对于整个不列颠帝国的热爱。诗人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是不列颠帝国各个成员之间更紧密的团结。这种愿望，从他以下这句后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只知道英格兰的人，对英格兰又能知道些什么？”

吉卜林用他的生花妙笔鲜明地描绘了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是他最关心的并不是事物多姿多彩的表面，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他始终怀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时刻“准备，准备响应职责的召唤”；然后，在注定的时刻到来时，“像个士兵一样去见上帝”。

瑞典学院今年在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鲁德亚德·吉卜林的时候，谨向光辉灿烂的英国文学，和英国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致敬。

附记：由于瑞典国王奥斯卡二世的逝世，取消了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后的庆宴，故吉卜林的答辞亦缺。

（引自漓江出版社《老虎，老虎》，文美惠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