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哈拉德·雅恩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激烈的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多国竞争中，虽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仍然意识到近代科学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他知道，人类还需要帮助，因此他认为，投资的最佳途径，借他遗嘱的话说，就是善于利用利息来支援那些将来可能“会给人类带来莫大利益”的人。

他知道，人的研究成果可以有两种用途，它可以成为帮助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也可以成为人类残杀的武器。为了人类的发展，他毅然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也知道，自己的发明会被胡乱地用在军事目标上，所以只要对世界和平有益又有前途的努力，不管是哪种努力，他都愿意加以支持。可是，我们的文明充满了争端，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给人类带来祸害；文明可以行善，亦可作恶。追求名利的人如何能分辨清楚呢？

尽管存在着这一必然的矛盾，诺贝尔的主要关心点仍然指向知识领域，他是精通英、法语言和文明的国际主义者，他所关心的是艺术与科学的结合，也就是严密的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的文学的结合。因而，他想从财政上支持有益于人类的发明与发现，给科学注入活力，同时也对文学表示慈爱的关切。因此才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中特别杰出者”设立一种奖金。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受维克托·雷德贝里的诗与哲学中蕴含的世界观影响甚深。他知道理想对人的心灵所具有的意义。他知道，对创造并维持文明的意志，对耕耘收获的意志，以及对在这苦斗与黑暗的生命中开辟出通往黎明与和平之路的意志与理想都具有莫大的意义。无论是在诗人的灵感、哲学家的探索、历史学家的传记中，还是学者或作家的作品中这类理想可以说无处不在。它以自由独立和变化无穷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鼓励人们相扶相助的作品都可以说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心目中的文学。这种文学会利用艺术与科学提供的素材，反映出理想的真理，人类可以从这类文学中获得“莫大利益”。这类文学的创造与形式跟理想一样地多彩多姿，而且更为自由新颖。

鉴于这种见解，瑞典学院将诺贝尔设立的文学奖颁给奥伊肯教授，我想是很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愿的，这是由于鲁道夫·奥伊肯教授这位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他对真理的热切探求，他的深邃的思想洞察力、广阔的视野和热沈，他的雄浑的表现手法，在他众多著作中运用了这些手法维护和发展了生活的理想主义哲学。”

奥伊肯教授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在哲学的若干领域内发表了含义深远、颇有贡献的见解。由于教授试图解决现代文明中最迫切的问题，随着他哲学思想的日趋完善和深刻.他带给了我们更多的重要著作。大多数人可以从中获得深入浅出的、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教授现在也想给成熟的思维以一种确定的形式。而且，在这些著作中到处都可看出所包含的新的理想，预期在最近的将来这些新思想将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由于时间所限，我在此无法详细说明奥伊肯教授作为一个哲学家多方面的漫长经历；而且对教授从事研究的领域，我也大半一无所知，这问题对我而言实在是沉重的负担。我只想概括地谈谈教授对其“世界观”历史基础和
历史过程意义的见解。奥伊肯教授认为历史对他的哲学有决定性影响。引导教授走上哲学之路的乃是对文献学及历史学的研究。教授从年轻时代就开始认为人的实际生活与社会化思考分析所得的抽象概念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可惜，我们为了明确描述教授在思想上的主要成果，只好省略掉许多有趣的内容。

今天，不只在德国，就是在达到比以前更自由更高文化生活水平的各国，理想主义也满怀信心，日益抬头。现代精神生活中的理想主义与以前的理想主义已相距甚远。以前的理想主义是指半个世纪前随黑格尔雄伟体系一起崩溃的伟大结构。现代的理想主义则是一种尝试，尝试借大胆的辩证法从抽象范畴中引出裨益生活与社会的无穷财富；尝试把所有文明及对人性的探求划归完美的思想体系支配。可是，经过周密的调查之后，我们发现这种尝试已超过了依照哲学探求真理的界限，事实上加速了它转向武断的唯物论。

我们瑞典人甚至在辩证法专制主义的鼎盛时期也知道，波斯特雷姆曾将他逻辑性的批评指向专制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在自己早年形成的一些看法的基础上，发展成一种全然不同的观点，直到今天，这个国家仍有他的支持者。他的论点跟奥伊肯教授在著作中所展开的论点有显著的相同之处。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两者都是某种基本形态的代表人物。换言之，他们体现了自文明的最古老时代以来，面对神论的抽象与唯物思想的威胁，仍维持其活力的一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文明曾一度黯然失色。不过这种基本论点的一致性并不排斥独特的个人见解，反而更促进了他们个人见解的开展。而且，哲学的任何部门都不像现实的理想主义那样描绘出如此鲜明的轮廓。与其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受此理想主义的引导，才指出哲学是固定的教义，倒不如说他们因受此引导才认为哲学是为了探求真理。这种乐此不彼的探索，不论方法如何，在任何时代都是哲学的特征。因此奥伊肯和波斯特雷姆方法虽然相异，却都达到了共同的目标。

奥伊肯教授从青年时代起就着手重新评价外在与内在的经验，并且谨慎、忙碌、毫不懈怠地不断从事哲学研究，力图在那大胆的哲学体系崩溃后，再度找到一种坚实的基础。哲学蕴含着种种期待，也有种种过程。其口号有时是“回归康德”。那个伟大的形而上学的偶像破坏论者，有益地建立了一个彻底研究人类知识极限的典范。他依据坚固的道德基准宣告永恒理性王国的成立。人们对他这种宣言虽心存疑虑，但仍然倾耳细听。有人尝试将哲学和近代科学的绝对优越性进一步结合，或者对近代科学的前提与方法提出独特的质疑，借此以巩固哲学的地位：也有人尝试用观察或实验，显现阐明人类心灵的秘密，人们寄希望于这类探求会引导我们去发现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之间的恰当的联系。

奥伊肯教授精通这一切学说，但是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却是就那些与文化进化及变迁相结合的思想主流，从历史观点批判地追踪其源头与过程。他和这研究领域中的许多先驱者一样相信：对传统没有正确的关注，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就哲学而论，许多哲学体系像万花筒般此兴彼灭，其原因就在于不关心传统。正如奥伊肯教授经常强调的那样，如果哲学不能与其他科学同样成长，并且持续地讨论同一问题，使之发展，如果不认为每个哲学家都要从头开始，以同样的方法为其他的哲学家取代，哲学就不会有连续性。

除了这领域内的论文和随笔之外，奥伊肯教授早在 1878 年就已经阐叙了他最先发现又极具概括性的方法，教授在《现代思想的基本概念》一书中论
及了从古代哲学和烦琐哲学以来，现代共同概念的起源、形式和发展。例如，就概念用语而言，他提出“主观的”、“客观的”、“经验”、“进化”、“一无论”、“二元论”、“机械论的”、“有机的”、“法”，“广性”、“人格”、“性格”、“逻辑的”、“实践的”、“内在的”、“先验的”等等哲学名词。教授不仅关心这些用语的定义，也希望用来阐释——借用教授自己的话来说一一就是以“时代之镜——概念”来记述某一时代的主要目标与形态。经过每一次解剖分析，对象便会显现出清晰的轮廓。就今年出版的该书的第四版来说，论述的范围更广，对现代文明所具有的种种矛盾亦加以彻底批判，因此书名也改为《现代思想的主流》（1908）。其实，本书作者在此已发展了他的基本论点，所以从这部错综复杂而又内容丰富的著作中去探寻教授的见解，确实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如果一个思想家站在这种论点上去思考人类文明所具有的各种永恒疑问，大概马上会发觉不能漠视这些疑问互相之间紧密交叉的关系，不能将这些疑问限定在认识伦的问题上加以解答，这些问题确实一再相互冲撞。这是一个涵盖整个人类生存的问题，会影响对其重要性极其敏感的个人，也会刺激整个共同体、整个时代的改革力量。这些问题包含着活力和创新作用，通过对它的追索探究，可以了解人类智力活动的历史概况。这种探索的过程远远比相互抨击的教义、学派和宗派的分析更能唤起人们对哲学的兴趣。奥伊肯教授已在《从柏拉图到现代伟大思想家的人生观》（1890）一文中开始着手进行这种探索。这本著作已经发行了 7 版，曾多次增删修改，不仅可以证明奥伊肯教授研究的程度之深和范围之广，也证明了他整理自己思想的能力与文体的娴熟程度。

奥伊肯教授在他的若干著作如《为精神生活内容而战——哲学的新原理》（1896）和《生活的基础和生活的理想——新人生观的基础》（1907），以及更为人所熟悉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1908）和《精神生活哲学入门》（1908）中，展示了自己的哲学观念。这些著作巧妙地、通俗地叙述了教授的见解。

最近几年来，奥伊肯教授在《宗教的真理内容》（1901）和《现代宗教哲学的主要问题》（1907）中注意到了宗教问题，后者是根据他在耶拿大学讲习班的 3 次讲稿写成的。今年，教授在一篇论文中对历史哲学的见解已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这篇论文是他庞大的巨著《现代文化》的一部分。从这部著作暗示的迹象看来，教授目前似乎计划彻底探讨这个问题。

这项有意义的计划，使教授把对历史的洞察力以及对人生各种力量的独特见解与历史证据相互联系起来，它已远远超过误解历史内在意义的浅薄态度，表现出他自己的立场。这种浅薄态度往往牺牲了对真理毫无偏见的热情，它在本世纪中是极其常见的。

此外，奥伊肯教授在历史主义的讽刺画中看出对文明的某种威胁。历史主义一方面试图将所有坚实和较崇高的目的引入相对性的旋涡中，另一方面它试图将人类所有发展和业迹结合在自然主义和宿命论的因果关系中，以限制、扼杀人类的意志。可是，与尼采正好形成对比，奥伊肯教授认为，在道德法津永恒的职责面前，人们无法用个人的权力和过于自负的个人能力来维持自己的意志力，他认为，要求从自然的表面强制和历史因果锁链造成的无路可逃的压迫中解放我们人类的，并不是个人或个别存在的超人，而是自觉与宇宙智力相调合而形成的强烈个性，因此这是极富独立性的存在。
无论在历史或在自我存在中，人都拥有较高层次的生命。这生命并非自然而然产生，它是存在于自己的内部，并通过自身而实现的，是现实上超越时间，但须在时间呈现中才能出现于眼前的精神生活。所有真正的发展皆源于“存在”这一基本原理。人越参与精神生活就越能获得超越时间变迁趋于永恒的力量。这种永恒的生命才是真理的王国，因为受到限制的真理，不算真理。同时，这也是生命的大统一体，外表看来虽然超越这个世界，但却在为我们，甚至通过我们，发挥其影响力，这并非乘坐神秘或逻辑的想像之翼遁走的观念性的空中楼阁，而是以洋溢的生命力将“非此即彼”带给我们整个人格的意志选择，换而言之，就是将高层次生命与低层次生命问不断的冲突带给人类的意志选择。

历史乃是人类在这场拼搏中胜利与败北的一面镜子。也就是说，是自由的人性主体应归于自我决定的斗争过程的一面镜子。因此。没有一种历史哲学可以预卜这场斗争的未来。就以我们当作遗产继承的文明来说，也不是它本身会继续存在，而是因为我们进行以精神生活为目标无休无止的个人战斗。只有这种个人战斗，才能使对道德与艺术的努力、政治与社会领域内的工作正当化，并获得支持。

奥伊肯教授说：“功利主义，不论采取什么形态，都跟真正的理性文化不能并立，而且完全背道而驰。任何知识活动如果不以其自身为目的就会堕落。”奥伊肯教授对艺术大为称颂，至今仍极力提倡，但是对唯美主义却严肃地站在反对立场，他认为唯美主义“会感染那些一味反省、喜爱愉悦的快乐主义者。”尊敬自己及其作为的艺术不会非难伦理性。最崇高的独创艺术家几乎很少有人成为生活的美学观点的追随者。我们的鲁内贝里正是合乎教授心理的诗人，因为“对道德价值的冷漠或傲慢的排他态度与他无关系。”一个民族无论大小，只有孕育了真正丰富知识生活文明的民族，才或多或少对人类有所贡献，只有那些不靠利用物质力量和武器的徒劳的努力来赢得自己前途的民族，那些在有限的短暂生存中将前途依托于永恒生命的启示中的民族，才对人类有贡献。

形而上学有时会从概念上表现出接近真理和生命的无限王国的迹象，奥伊肯教授并不拒绝这种形而上学，可是，他并没有完成永恒体系，也不希望这样做。教授的哲学就像他自称为行动的哲学一样，本来就是各种促使人类进化之力的运用，因此与其说是静态的，不如说是动态的。我们大概可以把教授看作今日的典范与应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哲学家”。

奥伊肯教授——您的“世界观”内蕴高远广博的理想主义，在您众多而又广泛流传的著作中已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瑞典学院把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您，可以说再恰当不过了。

瑞典学院满怀敬意，由衷地向您表达赞赏，并希望您今后的工作中产生出更多裨益文化与人性的丰硕成果。

（毛信德等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