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C·D·威尔逊

今年，独具慧眼的人们提议几位文人墨客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展现出了这样伟大而又非同寻常的性质，因而要衡量他们各自的优劣也就非常困难。莫里斯·梅特林克以前曾数次被提名并被认真考虑过，今年则决定授予他。在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瑞典学院首先考虑到的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才能中有深刻的创意和独特性，那是与文学的通常形式如
此迥然不同。这种才能的理想主义的特色被升华为一种罕见的灵性，并且神秘地使得细腻而又隐秘的琴弦在我们心中颤动。这位不同凡响的人，他的天性当然并不浅薄，他尚不足 50 岁，作为一名作家，始终追随着他本人极具个性的声音，并且拥有那种不可恩议的才能，既神秘、深刻，又由于表达富于魅力而受大众欢迎。读着他的作品，人们就有时想起索福克勒斯的话：“人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影子”，或者想起卡尔德隆的话，人生如梦；然而梅特林克却知道怎样用幻象的力量将我们的道德生活的细微差别展现出来。在通常情况下居藏在我们心中并且属于我们的本性的秘密深处的事物，他用魔杖轻轻一拍就召唤了出来，我们承认他唤起了我们最为内心的本性的特征，而这些特征通常是躲藏在一种神秘的薄暮之中的。他这样做来，又毫不矫揉造作，而是在本质上很有把握，并且带有古典的优雅，虽说情节和布景往往是模糊的——就像中国的皮影戏——而且与他的极其细腻的诗意相协调。尽管叙述可能是传奇性的和怪诞的，其对话却是敏锐的。诗人用无声音乐的声音，把我们引向我们灵魂深处的未被怀疑的领域，我们于是与歌德产生同感，“凡属非永恒的/仅是一种比喻。”

我们有种不样的预感，我们的真正的家在远方，完全超越了我们尘世经验的界限。我们几乎从未与梅特林克超越过这种预感，虽说他的诗歌使我们瞥见了无可企及的远方。

莫里斯·梅特林克于 1862 年生于根特，家境似乎小康。他曾就学于圣巴布耶稣学院，他并不喜欢这个学校，但是这个传统的学校大概极其强烈地影响了他的智力的发展，把他引向了神秘主义。梅特林克在该校毕业并通过学士学位，然后遵从父母的意愿学习法律，并在根特当了律师。但按照他的传记作者杰勒德·哈里的说法，他只是雄辩地证明了完全不适于从事法律，因为他具有那种“令人愉快的缺陷”，绝对不适于在法庭上进行琐碎的争吵和公开作辩护律师的发言。他为文学所吸引，而这种吸引随着在巴黎的一段居留而得以增长。他在巴黎结识了一些作家，其中的一位名叫维利埃·德利尔·亚当，显然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巴黎令莫里斯·梅特林克大为迷恋，于是他于 1896 年在那儿定居了下来。然而作为一个永久的居住地，这个大都会并不真正适合于这个孤独的耽于冥想的头脑。他问或到那儿去，与他的编辑们交谊，但是在夏天他喜欢住在圣瓦德利尔，那是一个古老的诺曼底修道院，他买到手并从即将到来的野蛮破坏中将它拯救了出来。冬天的时候他在气候温和的格拉斯镇里避难，该镇以鲜花著称。

莫里斯·梅特林克的第一部问世的作品是一部小诗集，题为《暖房》（1889）。从他的宁静沉思的气质来看，这些诗中的感情折磨似乎为人们始料之所未及。他于同一年（1889）发表了一部怪诞戏剧《玛莱娜公主》。这部剧作优郁、恐怖，并且有意写得单调；那是为了带来一种持续的印象而大量重复所致；但是这部小小的剧作却洋溢着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神话故事的魅力，本剧写得有力，人们不会怀疑是出自《暖房》的作者之手。不论怎么说，它都是一部重要的艺术作品。《玛莱娜公主》在《费加罗报》上得到了奥克塔夫·米尔博的热情赞扬，从那一大起莫里斯·梅特林克就不再是无名之辈了。后来，梅特林克写了一系列的戏剧作品，所描写的时代大多为我们所不能确定，所发生的地点也大多在地图上无从找到。布景通常是一个带地道的仙境中的城堡，一个绿荫怕人的公园，或者一个与远方的大海遥遥相对
的灯塔。在这些令人伤感的地区，人物往往蒙上一层面纱活动着，就停所表达的思想一样。在他的几部最为完美的戏剧作品中，莫里斯·梅特林克是位象征主义者又是一位不可知论者；但是人们切切不可作出这种结论，即他是位唯物论者。他带着诗人的本能和想像，感到人类并非完全属于可触知的世界，而且他清楚地说明，诗歌倘若并不能使我们感知到对作为现象的根源的那个更为深刻、更为秘密的现实的一种反映的话，那就不能令人满意。有时这个背景以一种隐晦朦胧的方式呈现在他的面前，如同种种超自然的力量聚集在一起，人们又轻易成为其牺牲品，于是他便把毁灭了我们的自由的一种致命的无限权威归结于这种超自然力。但是有儿部戏剧作品却淡化了这种概念，与现实相比，他给予了希望和混合的神秘影响以更大的空间。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思想始终是，人的精神的、真正的、亲切的、深刻的生活，恰恰在他的最为自发的行动中得了展现，而这种生活又须在超越思想和推论的理性的领域里予以寻找。在他的最佳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思想尤其是如此。梅特林克恰恰把这些行动展现得超群绝伦，他以几乎是梦游般的想像的力量和幻境的梦幻精神来进行展现，但又具有一位完美无瑕的艺术家的精确。同时表达又得以风格化了，技巧的简单化被推得尽可能的远，但又未伤害对戏剧的理解。

一种更为显著的自然神论本来会对他的戏剧产生有益的影响，因为这会使他的戏剧不那么像影子戏，但是人们不应该贬抑他的天才的创造物。斯宾诺莎和黑格尔是伟大的思想家。虽说并不是自然神论者，梅特林克也像他们一样，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虽说他对事物和生活的概念并不是自然神论者的概念。他什么也不否认：他只是找到躲藏在影子中的存在的原则。除此之外，既然没有一种人类的理性能够得以将存在的来源的精确概念系统阐明出来，而这概念从许多方面来看又仅受到直觉和信念的影响，那么不可知论在某种程度上不就是可以原谅的吗？如果说莫里斯·梅特林克笔下的人物有时是梦幻的生物，那么他们也仍然是极富人性的，因为莎士比亚说的话并没有错：

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

我们的短暂的一生，

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除此之外，梅特林克也决非善辩者；在他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一个甜蜜的、有时是优郁的灵魂在喘息着，因而就诗歌美而言，他胜过许多作家一筹，因为那些作家对世界的见解也许更多地仰赖于对个性的见解。莫里斯·梅特林克显然是一个感觉深刻、思想深刻的人。人们必须对他那种对真理的诚挚渴求表示敬意，而且必须记得，对他来说存在着一种法则和一种心灵的权利，在一个似乎有许多事情在鼓励产生非正义的世界当中，那种法则和心灵的权利始终在控制着人类，指导着人类。莫里斯·梅特林克经历了心灵发展的许多阶段，如果他有时谈到“引力”一词，把它当作统治世界的力量，并且显然想用它来代替宗教，那么如果人们（考虑到他的象征主义而）把“引力”一词当作宗教一伦理的引力的那种法则的一种象征表达，那就不会错。我斗胆说，一切皆遵从于那种宗教一伦理的引力的法则。

时间不允许我列出梅特林克的一切作品，然而，在这个庄严的场合简略地回顾他的最具特色的作品，在我看来是恰当的。

很少有人把死亡的无情而又神秘的力量写得比梅特林克的独幕剧《不速
之客》（1890）更为尖锐。在所有围绕着患病的母亲并希望她痊愈的人们当中，只有那位年迈而又失明的祖父注意到花园里有鬼鬼祟祟的滑动的脚步声。花园里丝柏开始飒飒作响，夜驾静了下来，他感到一阵冷风拂面而来，听见有一把大镰刀在被磨利，于是猜测有个他人看不见的人已经进来，坐在他们的圈子里。午夜钟声响时，传来一声噪音，好似有人突然站起身来离去了，就在同一时刻，病人死去了。那个谁也躲避不开的客人从那儿经过了。这个凶兆被描述得既力透纸背又细腻入微。短剧《盲人》（1890）展现了同样的灾难的预兆，此剧也许更为忧郁。那些盲人追随着他们的向导，那是一位患病的老教士，当他们走到森林中央的时候，他们以为找不着他了。实际上他就在他们中央，但已经死去了。他们逐渐意识到他是死去了，那么他们将怎样找到他们的避难所呢？

在《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1892）和《阿拉丁和帕洛密德》（1894）中，我们在不同的变体中发现了爱的那种致命的力量，梅特林克用一种怪诞的想像将它描述了出来——爱或者为其他的束缚所羁绊，或者为外部情势所羁绊，因而也就既不能也不该获得一种幸福的结局，而是为一种将人的力量碰得头破血流的命数所压碎。

梅特林克的最富灵感的戏剧毫无疑问是他的《阿格拉凡和塞莉塞特》（1896），这是世界文学中的最纯洁无瑕的宝石之一。这部戏剧极其忧郁，但却含有诗的财富。梅利安德娶了温柔而又胆小的塞莉塞特，但梅利安德又爱上了贵族出身的阿格拉凡，阿格拉凡回报了这个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纯洁的爱情，使他们俩升华于寻常的命运之上。但是塞莉塞特却备受不能独自占有梅利安德的心灵之苦。这位温柔的人儿全力克制着自己，决心为她大夫和阿格拉凡的幸福作出自我牺牲。她在一个古老的塔楼的炮眼上尽力探出身去，结果一段正在崩落的塔倒塌了下来，塞莉塞特也跌落了下去。她本以为会跌落进大海中，结果却跌落在海滩上。她受了伤，被抬进屋里。但是即使是在弥自之际她也是无私的，她希望使他们兔于懊悔，于是向梅利安德和阿格拉凡佯称她从塔楼跌落纯属事故。这部戏剧中随处可见灵魂的种种层次细腻的状态，所有的人物都是高尚的，慷慨的。阿格拉凡和梅利安德都感到，一种以他人的苦难为代价而赢得的幸福是转瞬即逝的，空虚的，页且如果他们感觉不到彼此之间的吸引力不是那么不可抗拒的话，那么他们也决非屈从于祖鄙的欲望，而是屈从于一种强大的、精神化了的吸引力。他们向命运作斗争，但是由于他们深知兄弟般的爱最终是不可能的，一切都会把他们导致那种他们当作一种罪孽来逃避的完全的结合，因而这种斗争也就愈加痛苦。阿格拉凡的下达话是美丽的：“如果必须有人受苦，那么受苦者就应该是我们。责任数以千计，但我认为，如果一个人试图自己承担苦难以解救一位弱者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很少会惜。”这部戏剧具有一种魅力，使它位于本世纪的最美的富有诗意的作品之列。

梅特林克的杰作《阿格拉凡和塞莉塞特》问世于 1896 年。1902 年作家又出版了戏剧《莫纳·瓦娜》，这部戏剧甚至在瑞典这儿也为人所知并被搬上舞台。情节发生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上，其结构非常明晰，完全没有通常作为梅特林克艺术特色的那种朦胧。支撑着情节的有关责任的戏剧观念常为人们所争论，意见众说纷纭。这部戏剧当然是富于想像的，并且具有巨大的心理上的重要性，但是梅特林克也许在细腻的象征短剧上才更为得心应手，在他的象征短剧里白昼的巨大而又淹役一切的光并不具有支配一
切的力量，他的象征短剧为观察人心的最发自内心的预感打开了种种令人惊叹的角度。

莫里斯·梅特林克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写了一些具有哲理性的作品，如果说不是纯哲学著作的话。例如，《卑微者的财宝》（1896）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书中除了作了一些其他的有趣探讨之外，还有几页探讨了神秘的赖斯布罗克的精神生活，写得富有灵感。这儿，梅特林克的理想主义在他的有关最为崇高的诗歌的评论中得到了一种恰当的表达，他说。最为崇高的诗歌目的在于使从可见世界寻向看不见的世界的主要道路保持畅通。在此书的许多地方出现了前面提及的那种思想，亦即在我们的可见的自我的后面有着另外一个自我，那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存在。在经验主义者看来这种思想可能是神秘的，但从根本上说，它完全与康德的有关可理解性的学说一样，也似乎是合理的，毕竟这种有关可理解性的学说是经验主义的特征的来源。在《被埋葬的神殿》（1902）中，可以发现有关一种隐形的个性的观念，那隐形的个性是可见的世俗个性的基础。然而，如果人们指责梅特林克有宿命论的话，人们也应该记得，在他的《明智和命运》（1898）一书中有光彩照人的乐观主义，书中写道，人的命运就存在于自身，仰赖于他实行他的意志的方式。伟大的历史人物的灭亡在这儿得到了展现，书中认为其原因是他们自己犯了错误，或者源自这个事实，即他们由于犯了错误而丧失了他们原先对自己的信念。而且确实是由于邪恶的行径而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信念，从而丧失了胜利地与种种危险进行战斗的力量。

1900 年《蜜蜂的生活》问世。这本书反响强烈。仅管莫里斯·梅特林克是一位热衷于此道的养蜂人，并且对蜜蜂的生活了如指掌，他却并不想写一部科学论著。他的书并不是有关自然史的一篇摘要，而是一部洋溢着诗情的作品，感触随处可见，其要旨几乎就是宣告了人的无能为力。作者似乎要说，要想询问是否蜜蜂之间的奇怪的合作、它们的工作分配以及它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理性的头脑的产物，是徒劳的。是否使用“本能”或“智力”无关紧要，因为这两个术语只不过是揭示出我们对这件事的无知的方式而已。我们所称之为的在蜜蜂当中的本能也许具有一种普遍的性质，那是一种普遍的灵魂的发散物。这令人们油然想起维吉尔有关蜜蜂的不朽描述，维吉尔说，有一位思想家认为，那神圣的思想、神圣的精神的一部分是应该属于蜜蜂的。

梅特林克的另外一部作品《花的智慧》（1907）是有趣的，因为它勇敢地把植物展现为拥有智慧和自我兴趣。这儿人们可以发现那同样丰富的诗的想像，偶而还可发现深刻的感触。梅特林克的创造性力量从未枯竭，他于 1903 年以这种创造性力量创作了那部令人销魂的怪诞剧《儒瓦泽尔》，这部剧显示出，忠于其本性的爱经历了艰难的磨难和沮丧之后终于获得了胜利。《玛丽·马德莱纳》（1909）展现出忏悔的罪人的灵魂中的变化，以及她战胜了一种诱惑所获得的胜利。那种诱惑恰恰触及到她的天性的最高尚伪一面，并且敦促她，为了拯救救世主，她须牺牲自己并且牺牲救世主本人在她身上所创造出的那种新的道德生活，也就是说，牺牲救世主的生死攸关的作品，正是因为此，这个诱惑才更加强大。最后，我们钦佩《青鸟》（1909）的壮观场面，这是一个深刻的童话，闪烁着孩提时代的诗意的火花，虽说它似乎包容进太多的感触以至没有足够的天真的自发性。啊！那幸福的青鸟只存在于这个脆弱的世界的界限之外，但心灵纯洁的人永远也不会徒劳地寻找这幸福的青鸟，因为在他们穿越梦幻之地的国度的旅途中，他们的情感生活和想像
将会丰富他们并净化他们。

因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的起点，亦即梦幻之地。也许我们这样说并没有错：对莫里斯·梅特林克来说，在时间与空间中的一切现实，即使是在这现实并不是想像的产物的时候，也始终蒙着一张用梦幻织成的面纱。在这张面纱的下面隐藏着存在的真相，如果有一天这面纱被揭开，那么事物的本质就会被发现。

我试图以他的作品为指导，以说明梅特林克有关生活的概念。人们不能怀疑这种概念的美和高尚，另外，这种概念又是以独创的诗歌形式来展现出来的，那种诗歌形式是奇怪的，有时是怪诞的，但又始终是富于灵感的。

莫里斯·梅特林克是诗歌领域中的选民中的一员。趣味可能改变，但是《阿格拉凡和塞莉塞特》的魅力永存。今天瑞典，这个英雄传说和民歌之国，把她的世界性的奖赏颁发给这个诗人。他使我们感知到隐藏在人们心脏中的旋律的温柔的震颤。

（王义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