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主席

哈拉德·雅恩

在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英印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之际，本学院能够对这样一位作者表示承认，感到十分幸运。他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最后遗嘱和声明的明确措辞相符合，“在本年度”写出了“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精美的诗篇。经过了详尽认真的讨论，并最终认为他的这些诗篇最为接近于所规定的标准之后，本学院以为，不能由于诗人故乡地处遥远，诗人的名字在欧洲仍然不太闻名，而有任何举棋不定的理由。鉴于本奖的创立者曾经用坚定的话语把“在颁奖过程中，绝不应该考虑提名候选人所属的国籍”规定为自己的“明确意向和愿望”，就更没有犹疑的理由了。

泰戈尔的宗教诗集《吉檀迦利：奉献之歌》（1912），是他的特别为挑
剔的批评家所瞩目的作品之一。在充分和真正的意义上说，这部诗集从去年以来就属于英语文学了，因为，从作者自己所受教育和所从事的实践上看，他虽是一个用印度本国语言写作的诗人，却赋予这些诗以新的衣饰，形式上完美绝伦，灵感上又独具匠心。这就使英国、美国乃至全欧洲所有寄情并重视高尚文学的人，能够读到这些诗篇。尽管人们很不了解他的孟加拉文诗歌，尽管人们的宗教信仰、文学流派或党派目标有着差异，泰戈尔仍然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欢呼，认为他是自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以来，诗歌艺术的令人景仰的新一代大师。这种诗歌艺术一直永不间断地伴随着英国文明的拓展。这种立即赢得热情赞赏的诗歌，其特色在于诗人自己及借用观念的和谐，基于融汇成了完整整体的那种圆满极至；在于他在节奏上的平衡风格；引用一位英国批评家的话来说，在于“同时将诗的阴柔秀美和散文的雄浑力量结合起来的那种东西；在于他在文字上简朴的、被一些人称之为古典主义的趣味，以及他在一种借用语言里所使用的其他表意因素”。简言之，这些特色标志着一部作品之所以为匠心独运的作品，然而，同时又使它更加难以用另外一种语言复制出来。

这一估价同样适用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二组诗歌：《园丁集：爱与生的抒情曲》（1913）。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对其早先的灵感作了解释，不如说是进行了重铸。在这里，我们瞥见了他人格的另一面：时而遭遇到青春爱恋的、交替出现的幸福和痛苦的体验，时而受到人生沉浮所引起的期待和欢乐情感的折磨。然而，尽管如此，整个作品又点缀着对更高境界的窥视。

泰戈尔散文短篇小说的英译是以《孟加拉生活管窥》（1913）为题公诸于世的。虽然这些作品并不带有他个人的标记（是由别人迻译的），还是为他形形色色的广泛观察，为他对不同类别人们的命运和遭遇所抱的由衷同情，为他结构并发展情节的天赋提供了证据。

从那以来，泰戈尔又出版了一部描写童年及家庭生活的诗集。诗集充满诗情画意，象征性地题名为《新月集》（1913）。还有数篇对美英大学听众所作的讲演，这些讲演成书时，题名为《萨达纳：人生的实现》（1913）。它们体现了他为人类找到借此可能生存下去的信仰诸种方式的一种观点。正是泰戈尔的寻觅，发现信仰和思想之间真实关系的这种寻觅，才使他作为极有禀赋的诗人而卓然不群。这种禀赋以其思想的渺远深邃为特征，而最重要的是以其感情的炽烈，以及他象征语言的动人力量为特征。的确，在想像文学领域里，具有如此广泛众多的丰富旋律和色彩，能够以同样的和谐和优美，来表现从灵魂对于永恒的期待，到烂漫游童所激发的欢快愉悦等各种心境的情绪，这还是极为罕见的。

这种诗歌决不是异国情调的，而是具有真正的普遍人类品格。关于我们对这种诗歌的理解，将来也许会丰富我们现在的所知。不过，我们的确明白，诗人的动机扩展到了努力将文明两个遥遥相隔的范围调和起来的地步，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一努力正是我们现时代的典型标记，构成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任务和问题。这个任务的真正本质，在基督教布道领域于整个世界上所付出的努力当中，得到了最清楚、最纯然的揭示。在未来的时代里，历史探索将更加明白，即使在当前躲避我们窥视的东西当中，以及现在还不予以承认或吝啬地予以承认的地方，怎样来评价这种任务的重要和它所产生的影响。无疑，这些探索对这一任务所做出的估价，将高于现在以为在不少方面都恰
当适宜的那种估价。多亏这一运动，方开凿出了源头活水的、汩汩流淌的新鲜源泉，而即使是这些源泉容汇了不同的溪水，以及无论探索出了其真正源头或起源与否，都应归功于梦幻世界的深刻程度。在这些源泉之中，特别是诗汲取了灵感。尤其特别的是，基督教的传播在许多地域都首先为本国语言的复苏和再生，即本国语言从人为传统的桎梏中获得解放，提供了一种确定的动力，从而也为滋养并维护活生生的、自然诗风熊力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确定的动力。

基督传教活动作为一种恢复青春的力量，在印度也产生了影响。在那里，与宗教的复兴相联系，许多本地语言早就用作书面语言，从而取得了地位和稳固性。然而，只是由于过分规则地频繁使用，这些本地语在来自逐渐确立起来的新传统的压力下，又再一次变得僵化了。但是，基督教布道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实录的、改变信仰活动的范围。上个世纪经历的本地活的语言和古代宗教语言之间控制生活中出现的新文献的斗争，倘或前者在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传教士所赋予它们的抚育关怀之中，找到有力后授的话，就会经历截然不同的厉程，取得截然不同的结果。

正是在盂加拉这个最早的英属印度省份，这个多年以前布道先驱卡里为促进基督教和当地语言，付出了不倦辛苦的地方，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 1861 年出生了。他是望族后裔，这个家族已经在许多方面证明具有智慧的才能。青少年的他所成长的环境，在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决非是粗陋原始或者被认为是起到禁钢作用的。相反，同对于艺术的极富素养的鉴赏能力一道，在他家里还弥漫着对于这个家族祖先探索精神和睿智的一种深深的崇敬，祖先的经文就在家庭的虔诚膜拜仪式中使用着。同时，在他周围，还有当时正在形成的、有意识地与人民打成一片，并熟悉人民生活需求的新文学精神。这一新精神，随着政府镇压下去那次广泛而混乱的印度兵变之后所坚定实施的改革而增强了力量。

罗宾德拉纳特的父亲是一个宗教社团的最积极的主要成员之一，其子泰戈尔现在仍然隶属于这个社团。这个以“婆罗门娑摩”知名的社团，并不是作为古印度教型教派兴办的，所怀抱的宗旨亦非传布对凌驾众神之上的特定神祇的膜拜。毋宁说它是 19 世纪早期，由一个开明而顺具影响的人创办起来的。此人在英国研究过基督教教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本国印度教传统，他致力进行解释，使它与自己所设想的基督教信仰精神和底蕴协调一致起来。从此，他和他的门派由此而卷人的有关真理阐释的教义纷争便持续不断；并因此分化成几个独立派别。

同时，由于社团的性质本质上只吸引高度训练有素的知识界人士，所以从它一发端便一直排除了笃诚成员的大量增加。尽管如此，这个团体所发挥的间接影响，即便是对普及教育和文学发展的间接影响，的确据信也十分可观。在近年成长起来的社团成员当中，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花费了卓绝斐然的心血。对于这些成员，他是一个受到景仰的巨擘和预言家。真诚追求的师徒之间亲密的相互影响，无论在宗教生活还是在文学训练方面，都得到了深刻、丰富而又纯朴的体现。

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事业，泰戈尔用多侧面的文化，印度和欧洲文化，将自己武装起来。这种文化又由于他在国外的跋涉和在伦敦的进修，而得到扩展并臻于成熟。年轻时代，他到处遨游，饱览自己的河山，陪同父亲足迹远至喜马拉雅山麓。开始用孟加拉文写作的时候，仍然是个翩翩少年，曾试
笔散文作品和诗歌，以及抒情诗和戏剧。除了描写祖国普迈人民的生活之外，还在不同著作里论述文学批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不久以前，他的繁忙的活动周期中断了一个时期，因为他当时认为，为了与自己家族的久远实践相一致，有必要泛舟于神圣恒河的一个支流的水面上，度过一段冥思隐居生活。回到普通生活里来以后，他在自己的人民中间，作为一个大智大诚的人的威望日高一日。在西孟加拉那芒果村枝桠复盖之下创办的户外学校，培养了不少年轻的忠实信徒，把他的教诲广播整个大地。现在，他作为贵宾在英美文学界度过了将近一年的时光，并于春夏（1913 年）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宗教历史会议之后，在该地退休。

泰戈尔无论在哪里遇上了接受自己高尚教诲的心灵赋予他的那种承认，都同一个福音传播者相符，而这些福音又都是用所有人都能理解的语言，从人们久已认为存在着的东方宝库中带来的。不过，他自己的态度则认为，自己仅仅是个中介人，毫无保留地将个人由于门第所得到的东西给予人们。他绝不急于在人们面前炫耀自己，把自己看成是天才或者某种新事物的发明者。与功业崇拜相对照，这种崇拜是西方世界与世隔绝的城市生活的产物，并且培育出了一种忐忑不安的竞争精神，与这种崇拜所进行的、沉湎于追名逐利的征服自然的斗争相对照，泰戈尔说，进行这种斗争“就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对的世界上，我们必须从一种不情愿的陌生事物安排之中，攫取我们想要得到的一切”

（《萨达纳》，第 5 页）；与一切无力的仓促忙乱相对照，他把这样一种文化置于我们面前：这种文化在印度广袤宁静而又秘藏着珍宝的森林里臻于至善，是在同自然生活本身的日益和谐当中，主要追觅灵魂宁静祥和的一种文化。这也是泰戈尔在此处用以证实其和平在等待着我们的允诺，而向我们揭示出来的一种诗意画面而非历史画面，他凭借与预言资禀相联系的权利，洋洋洒洒地刻画在与时间肇始同期的一个时代里，那些隐现在他创造视野里的景象。

不过，他和我们中间的任何人一样，都扬弃我们通常所耳闻的那些由市井操办供应的所谓东方哲学的一切东西，扬弃灵魂轮回和非个人的羯磨的噩梦，扬弃通常视为印度高尚文化独有特征的那种泛神论的，而实际上是抽象的信仰。泰戈尔本人甚至不打算承认，那样描述的信仰，能够从古代贤哲的玄机妙语中找到任何出典。他如此仔细地研读关于佛陀的赞美诗和《奥义书》，的确还研读过佛陀自己写的经文，结果从中发现了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无法辩驭的真理。如果他在自然界寻觅神性，便会找到一个活的以无限威力为特征的人格，无量包容的自然之神，而其超自然的力量又同样表明存在于不分巨细的一切尘世生命，特别存在于注定永恒的人类灵魂。赞颂、祈祷和炽热的诚挚，弥漫在他置于自己的这位未名神性脚下的奉献之歌里面。苦行的甚而至于伦理的严正，也有乖于他那种类型的神性膜拜，这种膜拜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审美一伸论的一个族类。这样描绘的虔诚与他全部诗歌完全协调一致，并赋予他以祥和。他宣告那种祥和甚至即将莅临基督教疆界以内的倦怠而饱经忧患的灵魂。

这是神秘主义，假如我们愿意这样称呼它的话，然而又不是放弃人性，企图沉缅于趋近虚无的大千之中的神秘主义，而是利用训练到极至灵魂的所有天赋和才能，急切出发去迎接整个造物在世之父的神秘主义。在泰戈尔时代以前，神秘主义的这种更加狂热的类型，在印度井非全然不为人知。诚然，
在古代苦行者和哲人中间鲜为人知，但在一神崇拜的众多形式中，却是为人所知的。自中世纪以来，一神崇拜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和其他异同宗教的影响，便一直从印度教的不同方面，寻觅自己信仰的理想。这些理想虽然性质有所不同，但在概念上说，实际都是一神教的。所有这些崇高的信仰形式，如今部已烟消云散，或者从过去得到承认的地位上沉沦式微，被扫种崇拜的繁富交叠的过分增长所窒息，而这一增长又将缺乏力量足以抗衡对它的谄媚的所有印度人民，吸引到它的大纛下来。即使泰戈尔从他本国祖先管弦乐队交响曲中借用了这一音符或那一音符，然而他在这个时代都是更为脚踏实地。这个时代将地球上各个民族更紧密地凝聚起来，沿着和平的同时也是斗争的道路把他们维系于共同的和集体的责任，并在将祝福和美好愿望传遍陆地大海的过程中，付出自己的精力。然而，泰戈尔却在激励思考的画面中，向我们展示了一切的世俗事物是如何淹没在永恒之中的：

我的主，时间在你掌中绵延无限。谁也无法计算你的分分秒秒。

日夜如梭，世代盛衰，仿佛花开花谢。你知道怎样等待。

世纪交替，使一朵小小的野花变得完美。

我们不能失去时间，因了没有时间，我们必得挣扎着寻觅机会。我们太贫穷了，不能迟延。

而时间就这样逝去，当我把它给与每一个索取它的人，于是你的神坛上空空如也，直到最后的奉献也不复存在。

在白昼的末尾，我匆匆赶去，唯恐你的大门关上；不过我发现还有

时间。

——《吉檀迦利》，82

（李自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