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佩尔·哈尔斯特龙
贝纳文特将他富于想像力的天赋，主要投注于戏剧事业，他似乎是透过各种经验，有条理地朝戏剧方面发展。对这位想像力丰富的艺术家来说，条理方佛是他整个灵魂直接了当和随心所欲的表现。任何人都不可能企图花费更少的心力而获得与他一样的成就，也不可能与他的成就价值相比较。
贝纳文特之所以能不断地从事戏剧，是出自他那罕见的完整而和谐的天
性。他所爱的不只是戏剧艺术和剧院的气氛，他对戏剧以外的生活和真实的大千世界，也有同样的感情，并且希望将它们搬上舞台。这不是对生命浮浅而不具批判的崇拜。他以敏锐的眼光观察世界，以机警灵活的智慧来衡量和测度他的所见所闻。他不允许自己被任何人或任何思想所蒙蔽，甚至也不受自己的想法或伤感情绪的影响。他这个人给人的感觉是，既没有什么痛苦。也不厌倦享乐。
他的写作因此获得这样一种突出的特点——优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优雅”尚未被广大读者和观众认识，它还没有什么市场。因此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它是权力平衡、自我戒律及艺术保障的象征。尤其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目标，而仅是一种明显的努力，它的特色深深烙在纯粹的造型过程之上。故而。它不仅作用于表象，影响其风格；而且在主题处理及每一行的描摹文字中，决定了各自的比例。
贝纳文特的情形正是如此。他所获得的效果，在强度上可能起伏极大，然而，它却根植于敏锐机智的技巧及严格忠于主题的表现之上。他将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显斧凿之痕，也不故作夸张。他所选择的题村丰富而有趣，但却永不庞杂。这就是贝纳文特作品中的古典性格。
然而，如果我们取消“写实”一词习惯上所挟带的那些社会倾向的味道、平庸陈腐的哲学，或刻求效果的努力，那么，贝纳文特的主要作品是写实的。再现生命的丰富与活泼、重塑剧中人物的戏剧与意志之间的挣扎，在文学中尽可能地追求真理——这是他主要的目标。当他致力于另一些上述之外的目标时——例如：刺激思想、解决问题、消除偏见、扩大人性同情等——他必定极端谨慎，不使这些目标与文学描写的客观精确性相混淆。即使当他面临一个剧作家最大的诱惑：追求戏剧性与舞台效果时，他仍是严格把握这一分寸。无论一幕戏剧如何易于以增强冲突与情节的紧张、以添加较多感情的色彩、或以推导情绪至最高潮，来吸引观众，贝纳文特绝不肯因此而牺牲文学的真理：他绝不容许主调的混淆。他是一个罕见的戏剧天才，他的想像力本身与舞台的法则丝丝入扣，但他却又能避免剧场及所有其他一切虚饰的陋习。
他的创作尤其表现于喜剧，但“喜剧”一词在西班牙远远比在其他国家含义更广，它包括了不以悲剧收场的，通常所谓的“中产阶级戏剧”。这类戏剧如以悲剧收场，则称之谓“正宗戏剧”。贝纳文特也宵撰写过这类剧本，包括著名动人的《热情之花》（1913）。他同时也写了许多浪漫与幻想的作品，其中有些充满了浓郁的诗意，尤其有小部分作品的诗艺己进入了纯化的境界。
然而，他的中心意义还是表现在戏剧中，加上所述，他的喜剧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轻松的。他尤其在短篇喜剧上有独到的造诣。这在西班牙文学中，随古老而辉煌的传统发展为一项独特的文学体裁。在短篇喜剧中，贝纳文特以他信手挥洒的机智与喜剧才华，以他影响深远的良好品质，加上他妙笔生花的优雅文笔，已俨然成为一代大师。这里我们只简略提一下他的几部主要代表作：《为了小小的理由》（1908）、《爱的恐惧》（1907）、《禁烟》（1904）。此外还有许多杰作，充满了愉悦的嘲讽。即使有冲突，也是清淡而高雅的，风度翩翩，裙屐悠扬，尖利的干戈常为之化为玉帛。
在贝纳文特较大型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许多迷人的生活圈子与主题表现。这些作品分别取村于农民生活都市社会的各种圈子、艺人世界的形形色
色，尤其是流浪歌团的悲欢离合。他以强烈的人性同情来拥抱后者，常将流浪艺人的生涯看得比许多其他阶层更重。
但在马德里与摩拉里达这两个上层社会的中心都市，他处理的主要是上流社会的生活形态。摩拉里达是地图上没有的地名。但阳光绚丽，思古幽情，包含了加斯提尔省域的典型特色。在《喜剧演员的同伴》（1897）中，野心勃勃的政客来到此地，意图纠集能力尚未腐化的民众支持，为一个含混模糊的理想奋斗，在《州长之妻》（1901）中，自负的野心家们梦想有更大的舞台来施展他们更杰出的才华。摩拉里达恰如行星世界，为马德里所吸引与照亮，因此，若不与马德里对照，便显不出它全部的喜剧力量。
人们可以透过人物命运的起伏沉浮进一步理解马德里的精神内涵。而人物命运的起伏浮沉，以及它的风尚和文化，则是由社会阶层所决定的。在贝纳文特的艺术中，我们看到一种脉络清晰的发展轨迹。他首先强调环境的描述，以丰富的色彩。生活与性格，来表现剧中的人物。戏剧因素的本身，与其它所有道具一样。一直隐而不彰，主要只是为了保持剧情进展而已。它的功能是在一幅由团体组成、而有强烈个人景观的图像中，表现命运的回旋。他殚精竭虑地创作出一面忠实而又富于艺术化的镜子来反映真实，然后，就由这面镜子自己说话。
以后他的作品变得更为严谨。虽然它是按照更强烈、更深刻及更强调心灵的戏剧冲突来构思的，然而，它差不多简单到如同作者只在描述社会的轶事。其中描述的人类命运没有虚饰、没有抽象、没有孤立。一如既往，它们仍然连接周围的世界，但是内容非常有限，仅展现了戏剧观点的核心深处。尖锐个性的刻画，只到达恰使动作明白的程度，心理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贝纳文特写作前并无费力的准备工作，看上去似乎一点准备也没有。每一段情节的再现，有加生活中的遭遇，它或许会令人吃惊，但细想一下，实际生活也正是如此。这种技巧也是纯写实的，并没有从古代悲剧中去找寻模式。这种戏剧的主要功能并非总结过去的事物，其中的对白也不是为了发现过去，它所发现的事物是来自生活本身自然的动作。
从广义的角度来讲，贝纳文特并不要使旁观者吃惊。他的目标是解决冲突。这种解决方法即使带有忧愁及悲伤，也是融洽的。这种融洽的达到是由于认命，而不是厌倦、或冷淡、悲哀，并且没有故作姿态。剧中的人物受尽磨难，他们试图努力挣脱种种束缚，受幸运的吸引（达到幸运的方法是不去注重别人的幸运），他们在冲突中顽强拚博，他们估量自己，也估量他们周围的世界，并企图从自我抑制中求得更清晰和宽阔的视野。最后的结论不是热情，也不是自我，而是精神的价值，这种精神是非常伟大的，如果没有它，自我将变得贫乏，幸运也成为空虚。这种决定并没有向命运投降，仅是个人按直觉去自由地选择命运，然后去面对它的结局。
我只须举出他一两个奇怪、简单和平静的剧本：1902 年的《征服灵魂》、 1915 年的《自尊》’1916 年的《白色盾章》。其他还有许多价值同样的剧本，多少与这些剧本有相似之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独特和纯洁的人性。初眼看去，他那尖刻敏锐、华而不实的讽刺家风格颇令人吃惊，其实他的剧本词句缓和、表现方式不动声色，不带浓烈的感情色彩，这与他所受的教育完全相符。他的作品的各种特色都配合得很好，他优美的形式具备了典雅的特色，他具有敏锐的感觉，富有远见的观察力，其作品比例均称。结构严谨，条理清晰。他简单的表现方式与静寂的语调同源。
然而，日耳曼民族的读者时常可由他的作品而想到：甚至像这样美好的艺术，竟然会出自和我们不同的民族气质和不同的诗歌传统。我们所喜欢的那种抒情诗，至少在戏剧中，也许对拉丁语系国家来说是全然陌生的：在半畅快（HaIf—1igbt）的作品中，虽然人所有的一切是表达出来了，或者似乎能表达出来，但其中缺乏自然及人类的灵魂。它们的思想或许清晰、敏捷而且富有见地，但是我们往往觉得它还缺乏力量，好像属于一种空漠的气氛，而且其内部也缺乏活力。而南方的人们在批评我们的艺术时。也许同样会提出重大的缺点，但是我们必须彼此习惯，去欣赏我们所了解的美，而不必去探究上述使我们不满的美学判断。
西班牙人贝纳文特在他的著作中，放弃了喜剧性的社会和个人的描述，相反，他包含了更复杂的思想，并且试着去解释我们时代所有的不安及愿望。我们不能像他的同胞一样爱慕他，只是由于文学传统的隔阂。他在 1915 年的《星带》及一些其他作品的情况。正是如此。
我没有提到他的艺术界限，但却试图表明他的手法在他的国家及时代的主要特征。我相信恐怕没有其他的现代剧作家能像他那样用忠诚的态度描述多方面的生活，而又那样接近现实，并通过其简练和崇高的艺术使这些剧作历久不衰。在喜剧性的精神里表现了独特的风韵，那是愉快的、基于现实的，而不是止于对话的机智而已。贝纳文特的作品证明了他属于这种传统。其作品的独特结构，一方面表现出现代的喜剧，另一方面却蕴涵了古典的精神。他已经证明自己够资格作为古代充满活力的诗歌传统的继承者；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是一言难尽的。
（毛信德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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