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
佩尔·哈尔斯特龙
乔治·萧伯纳在他青年时期创作的小说中就表现了他后来一贯坚持不变的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社会问题的态度。这一点比任何事实都更能为他提供辩护，反驳那些说他不诚实，在民主的殿堂上扮演职业丑角的一再指责。他的信念从一开始就非常坚定不移，似乎就连社会发展的总进程也不仅未能对他施以任何实际影响，反而将他直接带到了他现在发表演说的讲坛上。他的思想具有某种抽象的逻辑上的激进主义性质，因此它们远非新鲜，但是它们却从萧伯纳那里获得了一种新的定义和异彩。在他那里，这些思想和一种敏捷的机智结合在一起，完全摈弃了任何形式的常规，加之他那极为生动有趣的幽默——所有这些聚集在一起，形成了文学中几乎前所未有的狂文风格。
最令人迷惑了解的是他那嬉戏般的快乐劲儿，这位人们容易认为所有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游戏，目的是引人大吃一惊。然而这与真相相差得太远，就连萧伯纳本人也有资格颇为公正地声明，他的无忧无虑的安乐态度不过是一种策略：他必须哄得人们发笑，这样人们就不会想到拉他去上绞架了。然而，我们十分清楚，不论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很难吓住他，使他不再直言不讳，而他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种武器，正是因为这种武器对他最为合适，用起来效果最佳，他运用着这一武器，带着一个天才的极端自信心，这种自信来自一种绝对宁静的道德心以及一种诚实的信念。
他很早就成为革命学说的宣传家，这些属于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说价值各异，因此他很快就为自己赢得了辩论家、知名演说家和记者的显要地位。作为易卜生的拥护者和英国以及巴黎的肤浅传统的反对者，他在英国剧坛上留下了印迹。他本人的戏剧创作开始得较晚，当时他已经 36 岁，写剧的目的则是为了满足他所引起的各种要求。他以生来具有的把握进行剧本创作，确信自己有许多话要说。
他以这种随便的方式终于创造出了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称为新的戏剧艺术，对这种戏剧艺术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特殊原则进行评价。它的新奇之处并不在结构和形式上。他通过对戏剧艺术极其清醒和训练有素的了解，毫不费力地迅速达到了他认为对其目的有用的所有舞台效果。但是他表达思想的那种直率方式完全是他个人的，那种好战性、灵活性、以及思想的多样性也完全是他所独有的。
在法国，他一向被称为 20 世纪的莫里哀，这种比较是有些道理的，因为萧伯纳本人认为，他在遵循古典戏剧艺术的旨趣。他所说的古典主义是研究严格推理和辩证的精神爱好，反对任何可以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事物。
他首先创作了被他称之为《不快意的戏剧》（1898），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是，这些戏剧使观众面对不愉快的事实，从而剥夺了他们期望从舞台上获得的不费脑筋的娱乐及以多愁善感的熏陶。这些剧目详细地剖析了严重的弊病——对穷苦人民的剥削和娼妓制度，以及那些作恶者仍旧保持着他们体面的社会地位。
这是萧伯纳的一个特点：他虽然对社会采取一种正统社会主义者的严厉态度，但是在处理具体的罪人形象时，又将这种严厉不带偏见地和名副其实的心理洞察力结合在一起。即使在他早期的这些优秀剧作中，他的人道主义已经得到了既充分又彻底的表现。
在《快意的戏剧》（1898）中他改变了方案，总的说来主旨相同，口吻却轻松愉快了。这组剧目中的一个为他赢得了首次伟大的成功，这就是《武器与人》。它试图说明关于军人和英雄的浪漫事迹是不足信的，同时又将这种浪漫与和平时期朴素平凡的工作相对照。剧本中的和平主义倾向为作者从观众那里赢得了比平时更为乐意的欢迎。《康蒂姐》是一部结局幸福的《玩偶之家》，是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所创作的最富有诗意的剧作，因为一一由于我们所不知的原因——他将剧中那位坚强的优秀女性描写成正常的人，以此赋予她较之其他剧中人更为丰富、更为温柔、更有同情心的典型形象。
他在《人与超人》（1903）中进行了报复：他宣称，妇女因其坚定的以及毫不掩饰他讲求实际的性格，注定要成为超人，这是长久以来被人们带着如此热切的渴望所预示的事物。这个笑话很逗乐，但是或多或少，作者对它的态度似乎还是严肃的，即使考虑到他对英国人早期崇拜温柔的女性圣者所持的反对态度。
随后的一部伟大的思想剧是《巴巴拉少校》（1905），它具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剧本讨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通过内部方式、即快乐的虔诚的牺牲精神战胜罪恶，还是通过外部方式，即根除所有社会缺陷的基础——贫穷——来战胜罪恶。萧伯纳的女主人公，他所创造的极不寻常的女性人物之一，最后在金钱的势力和救世军的权力之间达成了妥协。思想的过程在剧中得到极为有力的表现，并且必然地充满了反论。这个剧目并不首尾一贯，但展示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新鲜与明晰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抱有实际信仰
的人生是欢乐的、富有诗意的。在这部剧作中。理性主义者萧怕纳表现了较之其他理想主义者更为心胸宽阔、也更尊敬妇女的性格。
时间不允许我们一一提及他随后的创作活动，哪怕是他那些更为优秀的作品，只这样说就足够了：只要他认为是偏见，那么不论是在哪个阵营中发现的，他都运用他的武器去进行批判，决不投机取巧。他的最勇敢的出击似乎表现在《伤心之家》（1919）中。在这个剧本里，他试图和往常一样，按照喜剧精神将那些盛行于发达的文明国家的邪恶、虚伪和病态具体体现出来，他戏弄那些极端重要的价值标准，冷酷的良心，以及僵化的感情，并以一种琐细的专注表现艺术和科学，以及政治、追求金钱和玩弄异性。然而，不论是由于材料的丰富证是由于很难将其处理得轻快，这部作品最终变成了一个行为古怪的人物的博物馆，带有一种像是一副鬼魂模样的模糊的象征主义。
他为《千岁人》（1921）所写的前言比起其它的前言更为才华模溢，但是这篇论文在演出中所表现的观点，即人类必须将其正常年龄延长数倍，才能获得足够的见识来管理世界，几乎未提供任何希望和欢乐。看起来它的作者似乎过多地运用了他丰富的思想，结果大大损害了他所因有的创造力。
然而，随后诞生了《圣女贞德》（1923 年），它显示了这位充满惊人之举的人作为诗人的最高能力。尤其在舞台上，这种能力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剧中所有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内容都得到了应有的突出，显露了真正的分量，甚至包括那些可能引起反对的部分。萧伯纳对他以前的历史剧前言一直感到不满足，所以，他偶然将其丰富敏捷的智力和对历史的想像力以及历史真实感的明显缺乏结合在一起，便是很自然的。他笔下的世界缺乏时间概念；按照新的理论，这对于空间来说并非没有意义。但是很不幸，它所带来的结果是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缺乏尊重，并且导致了这样一种倾向：把所有事物都表现得与普通人过去所信所言的截然相反。
在《圣女贞德》中，他那清醒的头脑仍旧信仰着基本相同的观点，但是他那颗虔诚的心却在他的女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虚幻王国中的一个确定不变的目标，这个目标使得剧本有能力使具有想像力的远见变得具体而实在。他以难以预料的准确性将女主人公的形象描写得单纯易懂，同时也使那些保留下来的形象难得地新鲜、生动，他还赋予《圣女贞德》直接吸引住观众的力量。或许可以说，这部想像力丰富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表现了在一个对真正的英雄主义极为不利的时代里的英雄主义。这个剧目没有失败，这件事实本身就使剧本显得极其非凡，它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大获成功，证明作品具有值得重视的艺术价值。
如果我们从这里回顾萧伯纳的最佳剧作，就会发现我们在许多地方都能够从他那玩笑和挑衅下面找到圣女贞德这个英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理想主义因素。他对社会的批评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看法也许显得过于直率地追求逻辑推理，出自过于匆忙的思考，并且由于简化而变得过于松散，但是，他与没有坚定基础的传统观点的斗争以及同虚假的、半真半假的传统情调的斗争都证明他的目的是高尚的。更为突出的是他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以其特有的不动感情的方式所表示敬意的那些美德——精神自由、诚实、勇敢，以及条理分明的思想——这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都很难找到坚定的拥护者。
我所说的这些只为萧伯纳的毕生事业提供了些微事实，而且几乎一点也没有谈到他的大多数剧本所附的著名的前言——或许应该称其为论文。多数
前言明晰、活泼、才华横溢，是无法超越的佳仆。他所创作的戏剧作品赋予他当今时代最吸引人的剧作家之一的地位，他的前言又使他获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伏尔泰的称号——如果我们只考虑到伏尔泰的最佳作品。从完美而简补的风格着眼，这些前言似乎会提供一种在行文高度新闻化的时代里表达思想和进行论战的最高、同时就其方法来说也是最优秀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萧伯纳在英国文学中的显要地位。
附记：在宴会上，英国大使阿瑟·格兰特·达夫爵士转达了萧伯纳的谢意，大使先生还表示了他对这一事实的特殊赞赏：颁发给萧伯纳的奖金将被用来加强瑞典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文化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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