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

亨里克·许克

瑞典学院将 1926 年的诺贝尔奖授予意大利作家格拉齐娅·黛莱达。格拉齐娅·黛莱达出生在撒丁岛的一个小城努奥洛。在那里她度过了她

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她从那里的自然环境和人民的生活中获得的感受，后来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感和灵魂。

从她家的窗口她可以看见附近的奥托贝内山，看见那浓密的树林和高低不同的灰色山峰。远眺是绵延的石灰石山岭，随着光线的变化，它们看上去有时发紫，有时发黄，有时发蓝。天边则显露出白雪皑皑的吉那吉图山之巅。

努奥洛城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游客稀少，他们通常骑马而来，女人在马背上坐在男人后面。小城单调的生活，只有到了传统的宗教节日或民间节日时，才被狂欢时节主要街道上的欢歌闹舞打破。

这种环境培养了格拉齐娅·黛莱达非常坦率质朴的生活观。在努奥洛城，做强盗并不令人可耻。黛莱达一篇小说里的一个农村妇女说：“你认为那些强盗是坏人吗？啊，那你就错了。他们只是想显示他们的本事，仅此而已。过去男人去打仗，而现在没有那么多的仗好打了，可是男人需要战斗。因此他们去抢劫，偷东西，偷牲畜，他们不是要做坏事，而是要显示他们的能力和力量。”所以，那里的强盗得到的更多是人们的同情。如果他被抓住关进监狱，那里的农民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叫做他“碰上麻烦了”。一旦他获得了自由，恶名也就与他无关了。事实上，当他回到家乡时，他听到的欢迎词是：“百年之后让这样的麻烦来得更多些吧！”

家族间的仇杀仍然是撒丁岛的习俗，向杀害亲人的凶手报仇雪恨的人，受到人们的尊敬。因而，出卖复仇者被看成是犯罪。一个作家写道：“即使能获得比他的头值钱三倍的奖赏，在整个努奥洛地区也找不到一个人肯出卖复仇者。那里只有一条法律至高无上：崇尚人的力量，蔑视社会的正义。”格拉齐娅·黛莱达成长时期所在的那个小城，当时受意大利本土的影响甚微，周围的自然环境有如蛮荒时代那样美丽，她身边的人民像原始人那样

伟大，她住的房子具有《圣经》式的简朴特色。格拉齐娅·黛莱达写道，“我们女孩子，从不许外出，除非是去参加弥撒，或是偶尔在乡间散步。”她没
有机会受高等教育，就像这个地区的其他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一样，她只上了当地的小学。后来她跟人自学了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因为在家里她家人只讲撒丁岛的方言。她所受的教育，可以说并不高。然而她完全熟悉而且喜欢她家乡的民歌，她喜欢其中的赞美圣人的赞歌、民谣和摇蓝曲。她也熟知努奥洛城的历史传说，而且，她在家里有机会谈到一些意大利文学著作和翻译小说，因为按照撒丁岛的标准，她家算得上是相当富裕的。但是也就仅此而已。然而这个小姑娘热爱学习，她 13 岁时就写出了一篇想像奇特的带有悲剧特色的短篇小说《撒丁岛的血》（1888），成功地发表在罗马的杂志上。可努奥罗城的人们并不喜欢这种显示大胆的方式，因为女人除了家务事之外不应过问其他事情。但是格拉齐娅·黛莱达并不依附于习俗，她反而上身心地投入了小说的写作：第一部小说《撒丁岛的精华》发表于 1892 年，之后是《邪恶之路》（1896）、《深山里的老人》（1900）和《艾里亚斯·波尔托卢》（1903）等，她以这些作品为自己赢得了名声，渐渐得到公认，成为意大利最优秀的年轻女作家之一。

实际上，她已经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发现——发现了撒丁岛。早在 18 世纪中叶，欧洲的文坛上就兴起了一个新的运动。那时的作家厌恶千篇一律的古希腊罗马的故事模式。他们需要新的东西。他们的运动很快就与同时代出现的另一个运动相吻合。后者以卢梭为代表，崇尚人的未受文明影响的自然状态。这两个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尤其在浪漫主义的顶峰时期，它得以发展壮大。而这一流派最后的优秀代表就是格拉齐娅·黛莱达。应该说，在描写地方特色和农民生活方面，她有不少的前辈，甚至在她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意大利文学中人们称为“地方主义”的流派曾经出现过值得注意的代表人物，如维尔加，他对西西里与福加扎罗的描写，对伦巴底与威尼托地区的描写就是如此。但是，对撒丁岛的发现绝对属于格拉齐娅·黛莱达。她熟知家乡的每一个角落。在努奥洛城她一直住到 25 岁，到那时他才敢于前往撒丁岛的首都卡利亚里。在那儿她认识了莫德桑尼，他们在 1900 年结为伉俪。婚后她和丈夫前往罗马，她在那儿把她的时间用于写作和搞家务。她迁居罗马后所写的小说，仍然继续反映撒丁岛人的生活，如小说《长春藤》（1908）。但是，《长春藤》之后的小说，情节发生的地方色彩就不那么强了，例如她最近的小说《逃往埃及》（1925），这部作品受到瑞典学院的研究和赏识。然而，她的人生观和自然观；正如她一如既往的，基本上带有撒丁岛人的特点。虽然她现在艺术上更成熟了，但仍然与过去一样，是个严肃、动人而并不装腔作势的作家，就像她写《邪恶之路》和《文里亚斯·波尔托卢》时那样。

让一个外国人来评判她的创作风格的艺术特色是困难的。因此我要引用一位著名的意大利批评家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她的风格，”他说，“是叙述大师的风格，它具有所有杰出小说的特点。在今天的意大利，没有谁写的小说具有她那样生机勃勃的风格，高超的技艺，新颖的结构，或者说社会的现实意义，而这些在格拉齐娅·黛莱达的一些小说中，甚至在她最近的作品中，如《母亲》（1920）和《孤独者的秘密》（1921）中都可以看到。”人们也许注意到她的作品不甚严谨，有的段落出乎意料，常给人变化仓促的感觉。但是，她的许多优点从总体上对这个缺陷给予了补偿。

作为一个描绘自然的作家，在欧洲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可以与她比美。她并非无意义地滥用她那生动多彩的词句，但即使如此，她笔下的自然仍然展
现出远古时代原野的简洁和广阔，显示出朴素的纯洁和庄严。那是奇妙新鲜的自然与她笔下人物的内心生活的完美结合。她像一个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把对于人的情感和习俗的再现成功地融合在她对自然的描绘中。其实，人们只需回忆一下她在《艾里亚斯·波尔托卢》中对前往鲁拉山朝圣的人们所作的经典性描写就可以明白。他们在 5 月的一个清晨出发。一家接一家地向着山上古老的给人以祝福的教堂行进，有的骑马，有的乘旧式的马车。他们带上足够吃一个星期的食品，阔气些的人家住在搭设于教堂旁边的大棚里。这些人家是教堂创建者的后代。每家人在墙上有一个长钉，在炉边放有一块地毯，表明这块地方的归属，别人不可走进这块地方，每天晚上家人们分别围坐在各家的地毯上，一直到聚会结束。在漫长的夏夜，他们在炉火旁一边烧着吃的，一边讲着传说、故事，或者弹琴、唱歌。在小说《邪恶之路》中，格拉齐娅·黛莱达生动地描写了奇特的撒了岛人的结婚和葬礼的风俗。当举行葬礼时，所有的人家都关上门窗，家家都熄灭炉火，不允许做饭。受雇的送葬队伍悲哀地唱着排练好的挽歌。小说对这种古老习俗的描写是那样栩栩如生，那样简朴自然，我们不禁要把它们称为荷马史诗之作。格拉齐娅·黛莱达的小说，比起大多数其他作家的小说来，更能使人物与自然景物浑然一体。那里的人仿佛就是生长在撒丁岛土壤里的植物。他们之中大多数是纯朴的农民，有着远古时期人们的感觉和思维方式，同时又具有撒丁岛自然风光宏伟庄严的特点。有的人几乎与《旧约圣经》中重要人物的身材相似。无论他们与我们所知的人看上去是如何不同，他们给我们的印象无疑却是真实的。他们来自于真实的生活，一点儿也不像戏剧舞台上的木偶。格拉齐娅·黛莱达无愧是熔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于一炉的大师。

她不属于那类围绕主题讨论问题的作家，她总是使自己远离当时的论争。当埃伦·凯试图引她加入那种争论时，她回答说：“我属于过去。”也许她的这种表态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格拉齐娅·黛莱达体会到他与过去、与其人民的历史有紧密的联系。但是，她也懂得如何在她自己的时代生活，知道该怎样给以反映。虽然她对理论缺乏兴趣，但她对人生的每个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兴趣。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最大痛苦是生命之缓慢的死亡。

因此，我们必须努力放慢生活的进程，使之强化，赋予它尽可能丰富的意义。人必须努力凌驾于他的生活之上，就像海洋上空的一片云那样。”准确地讲，正因为生活对于她来说是那样的丰富和可爱，因而她从不参与当今在政治、社会或文学领域的论争。她爱人类胜过爱理论，一直在远离尘嚣之处过着她那平静的生活。她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命运往定我生长在孤僻的撒丁岛的中心。但是，即使我生长在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我也不会有什么两样。我将永远是我——是个对生活问题冷淡而清醒地观察人的真实面貌的人，同时我相信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阻碍了获取上帝给予他们在世上的权力。现在到处都是仇恨、流血和痛苦，但是，这一切也许可以通过爱和善良加以征服。”

这最后的话表达了她对生活的态度，严肃而深刻，富有宗教的意味。这种态度虽然是感伤的，却绝不悲观。她坚信在生活的斗争中善的力量最终会获胜，在小说《灰烬》的结尾，她清楚明确地表达出她的创作原则。安纳尼亚的母亲受到污辱，为了不影响儿子的幸福，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躺在儿子的面前。当儿子还在襁褓中时，她曾送给他一个护身符。现在他将护身符打开，发现里边只是包着灰烬。“是啊，生命，死亡，人类，一切都是灰烬，
这就是她的命运。而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站在人类最悲修的尸体面前。她生前犯了错，也受到恶行的各种惩罚，现在为了别人的幸福而死去。他忘不了在这包灰烬中，常常闪烁着灿烂而纯净的火花。他怀着希望，而且仍热爱着生活。”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曾要求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这样的作家，其作品能给人类带来甘露，使人的身体和精神都因此而富有活力，遵循他的这一愿望，瑞典学院这次把文学奖授予格拉齐娅·黛莱达，“因为她那为理想所鼓舞的著作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同情的态度处理了一般的人类问题”。

在祝贺获奖的宴会上，瑞典学院成员内森·瑟德布卢姆对获奖者致贺词说：

亲爱的夫人——俗话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在您的文学创作道路上，条条道路都通向人类的心灵。您从不厌倦地满怀深情地倾听那心灵的传说，它的秘密、冲突、焦虑和永恒的渴望。习俗以及国家的社会制度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同，民族的特点和历史，信仰和传统，应该像宗教信仰一样受到尊重。反其道而行之，把万事万物视为一体，则是对艺术和真实的犯罪。然而，人类的心灵和心灵的问题也是与此相同的。懂得如何描写人的本色，能够用最生动的色彩表现心灵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挖掘并揭示人类的心灵世界——这样的作家才是属于全人类的，即使他写的只是他那个地方的事情。

您，夫人，并不使自己局限于仅仅写人：您首先要揭示的是，人的兽性和人的灵魂所向往的崇高目标之间的斗争。对您来说，道路宽广。您已经看见了那路标，而许多行人却视而未见。对您来说，这道路通向上帝。为此您尽管看到了人的堕落和弱点，却仍然相信人的再生。您知道人们能够留下这片沼泽地，只有这样它才会变成坚实的沃土。因此，在您的书里可以看见明亮的光芒。您让那给人以安慰的永恒之光在人类的痛苦与黑暗中闪烁。

（引自漓江出版社《邪恶之路》，1991 年。童燕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