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

佩尔·哈尔斯特尼

西格丽德·温塞特的早期中、长篇小说多以克里斯蒂安尼亚城（挪威首都奥斯陆旧称）当代女性的社会生活为题材，且以描绘手法精湛而著称。书中表现的是一代不安于现状的年轻女性，这些人为追求个人幸福会毫不迟疑地作出抉择，甚至孤注一掷，这些人渴求真理，虽难免轻率冒失但甘愿自食其果，这些人为求索人生的真谛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绝大部分人在历经种种心理危难后重新获得内心世界的和谐，却也有一些代表人物不堪心理重压，终于颓废迷失。身处动荡时代的这一代女性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她们无心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寻求依托，相反有意摈弃一切传统——现有的一切规章制度在她们无疑是一种桎梏，令人深恶痛绝。她们的抱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世界，为此怀着坚定的信念，恪守“肝胆相照”的信条。然而这些人往往受人迷惑，误入歧途。

西格丽德·温塞特一度生活在这些妇女的圈子中，亲身的体验加之丰富的想像力使她在描绘这代女性的生活时带着黯然神伤的笔调，在刻画她们悲剧性的人生时又淋漓尽致，且无丝毫雕琢或夸张；在追溯她们人生的各种转折时，笔触锐利而深沉，其中隐含着对女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及生活时代的批判。她笔下的人物栩栩加生，情节动人心弦，自然景色的描绘尤为独特而精彩，令读者难以忘怀：在北国变幻无常的冬日阳光下，少男少女们在白雪皑皑的山冈上悠然地滑雪，风儿夹着冰珠扑面而来，使人欣喜若狂、血液沸腾，冒险精神带来无穷欢乐和生命力的强烈感受。温塞特擅长表现自然界的美妙，她笔下的春天更是阳光明媚、生机盎然。她很早就显露了不凡的写作天赋。

西格丽德·温塞特后来放弃了肤浅而又不谐和的现实生活的题材，转而致力于历史题村的探索，至此她非凡的艺术才华得到了全面的发挥。似乎某种先天的因素注定她会成为历史小说领域的一名拓荒者。她有一位天才的史学家父亲，从孩提时代起，耳濡目染的都是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无形中受到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智慧赋予她一种特殊的使命感，在这一使命感的驱使下她吸取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在对历史的探索中她终于找到了与自己天性吻合的创作素材，从而获得了发挥文学家想像力的天地。她塑造的历史人物比她的现代人物形象更丰满，性格更刚毅。他们不仅不闭关自守，相反积极地投身于集体事业，她笔下的芸芸众生比生活在动荡社会的当代人更百折不挠、生气勃勃。处理好这类题材，对一位作家来说绝非轻而易举，然而温塞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温塞特的小说所呈现的是，中世纪的人们以他们独特的方式似乎享有比现代人更丰富的精神生活。这些先辈珍视荣誉，遵奉信仰，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同时也迷恋男女私情，追求感官愉悦——这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真与美的领悟。对此可以从心理学方面作深入的探究。作者
能潜心挖掘先人那些鲜为人知、多彩多姿的社会生活真相，难怪会博得读者的广泛兴趣和普遍赞赏。

就人物的内心活动的描写而论，温塞特的作品是无可挑剔的，她注意将荣誉与民族意识维系在一起。对 14 世纪的骑士和封建领主而言，荣誉代表着不容诋毁的力量，代表着他们生死以求的至高理想。温塞特在她小说中呈现了在攀登理想的征途中的形形色色的挫折和陷阱。作品中对于宗教生活的描写达到了不折不扣的真实。在她笔下，宗教生活并非能使人们求得心灵安宁或抑制那贯穿和支配着人类生活的人之本性。也正如我们这个时代所反映的那样，人性始终充满着动荡不安的因素。宗教信仰对于这些不安分的灵魂具有某种制约力，基于这种认识，温塞特有意识地在其作品中突出表现人们当存亡攸关之际的显示的强大威力。

两性生活的问题作为温塞特早期作品中心理探索的中心在其历史小说中重新成为一大主题，并且在描写中几乎不加掩饰。这一点难免会引起舆论界的异议。在有关中世纪的资料中，历史学家对妇女问题始终是讳莫如深的，因而引起现代人们兴趣的有关古代女性内心生活的真相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可资印证的暗示。这样，温塞特的描写自然会被以重实证为天职的历史学家嗤笑为“无稽之谈”。然而，史学家们的论断并非裁决，作家也享有同等权力凭借自己对人类心灵的坚实的感性认识下笔。考古学家无疑不会否认，尚存在着无数未被发现的文物史迹，流传下来的文物资料并非反映了历史的全貌——姑且不谈现存资料在流传中存在的偶然性。诗人所持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永恒不变”的假设绝非全然荒诞无稽，即便史料对此没有提供佐证。

尽管有法令的禁制，在当时社会中一般人的生活也难以免遭暴力的侵扰——当然比我们现时代要和缓得多——温塞特对此也化费了笔墨，作了刻画，虽然其中染有现代色彩，而且其笔触的细腻超出了当时那个尚未崇尚诗意的时代的真实之界。温塞特的作品还揭示了一条朴素的真理：相对恶劣的环境和沉重的压力是铸成人物较顽强的性格和较深沉的感情的一大要索。她的富有诗意的历史题材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人物感情上所具有的不同于今人的深沉——果真可以称之为“深沉”的话。现代和古代之间存在着某些折衷，这是历史小说无法避免的课题，温塞特的处理方法堪称高妙。

纵观温塞特叙事性历史作品，它们展现了广泛的社会生活画面，其笔调充满生机，偶尔也显滞重。整部小说如河川般奔腾不息，不断有支流汇入，作者往往不顾读者的负荷将支流的来龙去脉细加描摹，这一点完全取决于历史题材的特性。作者惯用浓缩的手法来表现绵延几个世代的人类冲突及其命运结局，各种冲突犹加密密的云层只有在电闪雷鸣时才相互撞击。笔触的滞重也是由作者炽烈而敏捷的想像力所致，因为她未能将事件的场景和人物的对白置于对作品整体的宏观观照下。这条河川宽阔无比，其源流全貌难以探测，汹涌的波涛奔腾而下，使人为之目眩神摇，波涛的咆哮声每分每秒都欢快地奏出新的乐声，无论水涨水落，人们都能领略到自然力的永恒魅力。从水平如镜的宽阔湖面上读者能一览宇宙万物千姿百态的映像，进而想像人性中蕴藏的各种美德和伟大。最后河川汇入大海，主人公克丽丝汀将生命之舟驶向彼岸，人们不会抱怨河道太长，因为正是漫长的人生旅途中的各种经历日积月累地塑造了主人公深沉的个性和奇特命运。纵览历代的文学作品，很少有比这更精彩的描绘。
西格丽德·温塞特的最后一部小说《乌拉夫·安德逊》（两卷本，1925 —1927）虽然没有酝酿悲刷性的结局，但在层次上大抵与前期的作品达到了同一个水平，其中以乌拉夫屠杀冰岛人一幕最为精彩。这一节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刻画入木三分，对主人公某种崇高正义和近乎超人的宽广视野的渲染足以抵销其行为的残暴，不愧为上乘之作。就技巧和感染力而言，此书与《克丽丝汀》（1920—1922）可谓异曲同工；如果要论人物的塑造，则以小说后半部的主人公埃里克的形象最为成功。他的整个形象的塑造呈现了一个人完整的生命历程，作者从孩提时代落笔，描写不仅文字活泼、构思严谨，而且妙趣横生，伏笔叠出，为人物性格的展示作了铺垫，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心灵自由发展的轨迹。唯有这种细腻的描写，才算得上高超的艺术。

西格丽德·温塞特女士在步入中年后不久获此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她的文学天赋源于一颗伟大的、充满理性的心灵。在此，谨让我代表瑞典学院向她致以崇高的敬意。

（引自漓江出版社《新娘·主人·十字架》，1990 年。朱碧恒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