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埃·阿·卡尔菲特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获者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他所在的那个地区与瑞典一向有长期的交往。他出生在索克中心，是明尼苏达沃野千里上一个有两三千居民的小城镇。他在他的长篇小说《大街》（1920）中描写了这个地方，不过名字称作戈弗草原罢了。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土地波浪似的起伏不平，湖泊星罗棋布，橡树丛点缀其间。大草原孕育了那座小镇，以及其它许多完全相似的小镇。拓荒者们需要场地来出售谷物，需要商店来购买必需品，需要银行来抵押贷款，需要医生来治疗疾病，需要牧师来安慰他们的灵魂。于是乡村与城镇之间便有了协调合作，但同时也产生了矛盾冲突。究竟城镇是为了乡村而存在呢？还是乡村为了城镇而存在呢？

大草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它的威力：严冬像我们这里一样漫长而寒冷，暴风雪在宽阔的大街上那低矮破烂的房屋之间肆虐横行：炎夏酷热难熬，大街上臭气熏天，因为小镇既缺乏排污的下水道，也无人打扫街道。然而小镇却悠然自得，因为它是大草原的精灵所在。它掌握着经济命脉，是文明的集中体现——在德国后裔和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那些外国血统的世俗束缚之中，越发显示出浓厚的傲慢自负的美国派头。

于是，这座小镇幸福愉快地生活在自信之中，生活在自以为享有的真正民主之中。当然所谓真正的民主，并不排除人民之中严格地划分成各个阶层，并不排除对实实在在的商业道德的虔信格守，并不排除用汽车代替马车之后的安且舒适，因为大街上确有许多福特牌汽车。

一位充满反叛意识的年轻妇女来到了小镇，相对小镇的里里外外来一番改造，但是她完全失败了。在各方面的攻击之下，几乎身败名裂。

在描写小城镇生活的作品中，《大街》无疑是上乘之作。当然，这座小镇首先是属于美国特有的。但就精神氛围而言，这座小镇在欧洲也能找到。我们中间许多人像刘易斯先生一样，因城镇的丑陋不堪和顽因不化而身受其害。辛辣的讽刺已在当地引起了抗议，但是即使眼光不十分锐利的人，也能从刘易斯描写他故土乡亲的字里行间觉察到他的宽容大度。

然而，戈弗草原傲慢自负、自得其乐的背后，却隐藏着嫉妒。草原的边缘地带，矗立着像圣保罗和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城市，己初具都市中心的规模。阳光下或华灯初上的夜空中，那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的窗户隐约可见。戈弗草原希望变成这样的都市，并且靠小麦价格的不断上涨，找到了进行发展运动的大好时机。

这时从外面来了一位政治演说家，一位货真价实的乌合之众的煽动家。他体力充沛，大声疾呼，口若悬河，竭力向人们表明，世上没有比戈弗草原率先达到 20 万人口的城市等级更容易的事情了。

巴比特先生——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是这样一座城市中快活幸
福的市民，城市的名称叫泽尼思，不过按这个叫法，也许在地图上无法找到。随着领土不断扩大，这座城市此后成了刘易斯先牛向美国精神统治下的领域发起批判性突袭的起点。该城市比戈弗草原大 100 倍，因此在表现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表现自我满足方面，更要高出 100 倍。在乔治·福兰斯比·巴比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人们对美国式的乐观主义、美国式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那种陶醉迷恋的态度。

其实，巴比特或许已接近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喻户晓的英雄典型。不仅个人应有自己的行为规范，而且商业道德的规范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他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信条。他毫不犹豫地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人应该工作，增加收入，然后享受现代化带来的舒适。他感到自己遵守了这些天经地义的戒律，因而生活在与自身和社会的完全和谐之中。

他的职业，即经营地产，在当地可谓首屈一指。他的住宅就在城市附近，树木丛荫，绿草如茵，从里到外堪称一流，他的车型与他的地位很般配。他在大街上驱车疾驶，呼啸而过，犹如冲破种种交通事故化险为夷的英雄而洋洋得意。他的家庭也符合中产阶级的类型。他的妻子对他在家里男子汉大丈夫式的牢骚已习以为常。他的孩子们鲁莽无礼，粗俗傲慢。这一点当然不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

他健康快乐，营养充足，日渐发福，机敏精细而又性情温和。他每日在俱乐部的午餐不是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意上应酬谈判，便是交谈令人开怀的趣闻软事。他喜好交际，颇能赢得好感。而且巴比特是一位善于词令的人。他对流行全国的格言口号了加指掌，并能在俱乐部和群众集会上，凭他的如簧之舌，滔滔不绝地运用在他那颇得人心的讲话中。他甚至对最高尚的精神情操也不乏同情之心。在交往中，他颇得著名诗人乔蒙德和·弗林克的青睐。这位诗人在为各式各样的公司编写既吸引人、又朗朗上口的广告词方面倾庄了自己的才华，因而年俸颇丰。

巴比特如此这般地过着正常的公民生活，他既清楚自己的尊严，又无瑕可击。但是，这位凡夫俗子太幸运了，惹得众神的嫉妒之心在他头顶上笼罩着。像巴比特这样的人是无法成长的，从一开始就已成定型。后来巴比特发现，他有作恶的天性，而且这并未引起他的重视——我们应该补充说，并非完全没有引起他的重视。在他临近 50 岁时，他匆忙加紧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忽进行补救。他有了艳遇，加入了一个轻浮子弟的团伙，并在其中扮演着慷慨大方的慈父般的角色。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使自己良心发现。他在俱乐部的午餐因朋友们的沉默冷漠而使他感到越来越痛苦难熬。朋友们暗示他，他正在糟踏他可能被选进发展理事会的机遇。这里使他朦胧感到威胁的自然是纽约和芝加哥这样的城市。他成功地恢复了自己的良知。看到他跪伏在牧师的书房中这件事是寓意深长的。他在那里接受忏悔，得到了宽恕。后来巴比特重新献身于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他的故事到此便善始善终了。

刘易斯先生讽刺攻击的是代表错误观念的陈规陋俗，而不是某些个人，他清楚无误地表达了这一点。巴比特听天由命，安居于世俗的、但同时又是俘夸自大的功利主义的局限之中，是一位近乎可爱的人物。刘易斯能完成巴比特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是他艺术技巧的极大成功，也是文学上几乎无与伦比的一项成功。

巴比特天真憨厚，是位为自己的信念极力辩护的忠实信徒。其实，这个人物本身无可挑剔。他那样兴高采烈，心神爽快，以致近乎成为代表美国人
精力充沛、朝气蓬勃的楷模。一切国家都不乏鲁莽粗俗、心地狭窄的人，但我们只要期望其中的一半人，那怕只有巴比特那迷人程度的一半，也就很不错了。

刘易斯先生在巴比特这个人物形象的光彩上，以及小说中其它栩栩加生的人物身上，又增添了无与伦比的善于词令的才华。不妨听听坐在纽约特快列车车厢里的几个出差的商人们的对话吧。一项不容置疑的殊荣突然落到了销售这门职业上，“对他们来说，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不再是骑士，不再是徘徊流浪的诗人、牧童或者飞行家，也不再是年轻的地方检察官，而是伟大的销售部经理。他在上面镶有玻璃的办公桌上，就能分析出生意问题上的成败，他的尊称是‘去了就能赚钱的人’，他把自己和他的所有年轻的卫士们都贡献给了广大无边的销售使命——不是专为哪个人或专向哪个人专门推销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是纯粹的推销”。

《阿罗史密斯》（1925）是一部更具有严肃性质的作品。刘易斯在小说中试图表现医学这门行业和这门科学的一切方面。众所周知，美国在自然科学、物理、化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研究处于我们时代的前列，这方面已数次在我们这座讲坛上得到了认可。美国已拥有惊人的医疗手段和资源。财源雄厚的研究机构还在为医学的发展不停地工作着。

人们可能认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是：即使在这一领域中，某些投机者们也企图乘机大捞一把。私人企业时时提防着科学上的新发现，企图在这些发现经过验证并最终为人们承认之前从中渔利。例如，细菌学家煞费苦心研制疫苗，以便治愈广泛流行的疾病，可是药品制造厂商们却企图过早地将疫苗从细菌学家手中夺走，去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在一位天才而又富有良知的老师的指导下，马丁·阿罗史密斯发展成长为一位科学上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一位科学研究人员，他的人生悲剧是：在获得了一项重大的发现之后，却因不断地进行反复的验证而延误了这项发现的宣布，结果让巴斯特研究院的一位法国人抢了先。

这部作品像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廊，展现了形形色色的医学界的人物形象。我们似乎听到了医科学校中那些好争论又颇令人好奇的教授们的嗡嗡声。还可以回想起《大街》中那位毫不装腔作势的乡村医生。他与病人们打成一片，成了病人们的后盾和主心骨，为此他深感荣幸。再有那位公共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的精明组织者，他辛勤工作，逐步赢得了公众的普遍欢迎和政治权力。接着我们看到了大型的研究机构，里面拥有表面上庄严高贵、独当一面的研究人员，受某种体制的支配，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考虑赞助人的商业利益，驱使工作人员为了研究机构的荣誉去做强制性的工作。

在芸芸众生的人物之中，阿罗史密斯的老师，那位亡命他乡的德籍犹太人戈特利布的形象脱颖而出，鹤立鸡群。这是作者满怀激情和敬仰而精心描绘的一个人物，似乎暗示了作者是以现实生活中的一位楷模为原型的。他是科学上一位拒腐蚀的忠实奴仆，但同时也是一位愤懑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冷漠的厌世者。他怀疑他作为其恩主和保护人的人类，是否完全抵得上他作实验而宰杀的动物。接下来是那位瑞典医生古斯塔夫·桑德里厄斯的形象，他是一位容光焕发的大智大勇者，他以歌声和无畏的勇气在全世界追踪害虫的巢穴，扑灭有毒的老鼠，焚毁被感染了病毒的村舍。他贪杯痛饮并四处传播他的信条：卫生健康的学问注定要根除医术。

有关马丁·阿罗史密斯个人的情节，就随着上述这一切而展现出来。刘
易斯太聪明了，以至塑造不出没有瑕疵的人物。马丁因其过失而苦恼不安，这似乎不时地妨碍着他既作为人，也作为科学家的性格的发展。当他还是一位焦躁不安、毫无定见的年轻人时，他从一位年轻女人那里得到了最大的帮助，他是在她当一名微不足道的护士的那家医院里与她邂逅的。当他作为一名成绩不佳的医科大学学生在美国四处漂泊时，他在西部地区的一座村子里拜访了她。后来在那里她成了他的妻子。她是一位忠诚朴实的人。当丈夫因为醉心于科学的诱惑并在自己扑朔迷离的工作中徘徊跋涉时，她无所苛求，在独居寂寞中耐心地等待着。

后来她陪伴着他和桑德里厄斯到了一座流行瘟疫的孤岛上，阿罗史密斯想在那里验证血清疗法。当丈夫心烦意乱地倾心于另一种要比科学更为现实的诱惑时，她在一间无人问津的茅舍中离开了人世。这好像给一位古朴淳厚、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柔弱女性的生涯，描上了最后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笔重彩。

这部作品充满了令人惊叹的专门知识，这些知识经专家们证明准确无误。刘易斯精通运用流畅明快而意味深长的语言，但是，当涉及他的艺术技巧的根本问题时，他绝不肤浅地大作流于表面的文章。他对细节的研究总是像阿罗史密斯和戈特里布这样的科学家研究科学那样仔细透彻。他的作品对他生身父亲的职业，即内科大夫的职业，建造了一座丰碑。当然，庸医或江湖骗子绝不能代表这门职业。

他的巨著《埃尔默·甘特利》（1927）像对整个社会机体中最精细脆弱的部分施行的一次外科手术。大概在世界上去寻找那古老的清教徒式的美德不值得吧，但是人们可能在美国那最古老角落里找到这一教派的遗风。这一教派曾认为一旦上帝碰巧使某人成了寡妇或鳏夫，那么再婚就是一种罪恶，并认为借钱谋利是不道德的行为。但是美国在其它方面无疑已经缓和了其宗教上的严格性。像埃尔默·甘特利一类传教士，在美国究竟在多大范围内为人们所欢迎，我们在这里就不得而知了。无论传教士那瞎编乱造的做派、神气十足的教师爷的架势（“你好，魔鬼先生！”之类），还是他在教堂内部募款招集人员时的失败，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他是个混身散发着臭气、卑鄙丑恶的人物。刘易斯先生既不愿意，也无法给这个俗物涂抹上令人愉悦的色彩。但是，就表现手法而言，这部作品是一部笔力娴熟的佳作，真实感人。阴郁严肃的讽刺，浓墨重彩，着力渲染，取得了所向披靡的效果。这里无须指出，伪善的行径到处都还多少有点市场，任何在如此靠近的距离攻击伪善行径的人，都会将自身置干犹如张着血盆大口的九头蛇的面前，大祸即将临头。

辛克莱·刘易斯最近的作品名为《多兹沃思》（1929），在过去的作品中，我们已经领略了泽尼兹最贵族化家庭之一的形形色色——一种不能容纳巴比特这类人的社会集团，即所谓最焦躁不安的追求新奇的人的乐土。但是美国也是一块充满活力、勇于实验的国土。当他回到美国时，我们理解了，辛克莱·刘易斯是它的知音。

是的，辛克莱·刘易斯是位美国人。作为一亿两千万人的代表之一，他开创出了新的文风——美国式的风格。他要求我们体谅，这个民族尚不够完美，或者尚未溶为一体，它仍处在青春期那烦躁不安的岁月中。

新型的伟大的美国文学，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自我批判而开创起来。这是健康向上的征兆，辛克莱·刘易斯具备了上帝恩赐的天赋，不仅能用稳健的
笔，而且用脸上的微笑和内心满怀着的青春活力，去发挥他那开拓创新的作用，他懂得新兴移民者应有的气质风度，能将新开垦的土地变成精耕细作的沃土。他是开路先锋。

辛克莱·刘易斯先生——在这个集会上，我是用一种你不懂得的语言来评论你的。我可以滥用这个场合来诽谤你，不过，我没有这样做。我是把你看成伟大的美国新文学运动有力而年轻的领导者之一，而且你对瑞典人的精神来说特别有可取之处。你出生在我们远在美国的同胞们中间。今天在这里见到你我们非常高兴，高兴的是：我们国家能用自己的桂冠授予你。现在我请你同我一道起立，去从我们国王手中接受这项桂冠。

宴会上，瑞典学院院士托尔·赫德伯格和这位桂冠荣获者问候寒喧时说道：“最后，刘易斯先生，我们通过你向在美国）的大地上建起的新的美国大厦致敬。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终于远渡重洋，到了大西洋彼岸，但是太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绝不是瑞典学院方面有什么冷淡麻木，也不是我们缺乏知识，确切他说，还应该说是宝贝多得令人目不暇接的原因。人们还说，你的作品鞭挞了人类愚昧荒唐的言行——也许美国所特有的那些并非不在此列。那么给你的作品颁奖，则表达了欧洲人或瑞典人对美国人的某种憎恶的感情。我敢断言，这完全是错误的。你是以生动活泼的幽默感来对准你所鞭挞的对象的。而凡有幽默的地方，也就有善心。我们赞赏你，不仅是你那敏锐新颖的智力，对人物风貌和性格特征的巧妙构思设计，而且也是你那颗充满热情、豪爽开朗而欢快跳动着的心”。辛克莱·刘易斯当即致谢，并宣布，他于住在明尼苏达州的很多瑞典人家庭中间交了许多朋友，因此他与瑞典人民有着密切的感情。他说，诺贝尔奖对他意义重大，同时这实际上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标准。意味着他有责任和义务，在他迄今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顶且，他认为，能与接受了这一荣誉的著名学者们一道荣获诺贝尔奖，是他莫大的荣幸。他说，他个人对科学家正直完美的人格怀着极为深厚和由衷的敬仰之情，因而认为，作家们，包括自己在内，也应努力做到具有与科学家同样的正直完美的人格。

（龚声文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