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佩尔·哈尔斯特龙
路易吉·皮兰德娄的作品浩如烟海。作为一名短篇小说家,其创作数量之多无疑是无与伦比的,哪怕在这一文学体裁的发源地。薄伽丘的《十日谈》容纳了 100 个短篇;皮兰德娄在《一年里的故事》(1922—1937)中给一年的每一天各写了一篇。它们无论从主题到人物都富于变化:生活被描述得时而单纯真切,时而充满哲理,时而又荒诞不经,并常常伴以幽默和嘲讽的色彩。当然其中也不乏洒脱的诗情和想像,此时现实的要求便让位于某种理想和创作的真实。
这些短篇小说都属于不过分雕饰的即兴之作,因而显得自然、活泼、生动。然而正是由于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要求特别严格的布局结构,我们同时感到了即兴创作的不足。当皮兰德乡急于处理某一题村时,他可能很快失去控制,顾及不到总体效果。尽管他的短篇小说表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却终难成为一代杰出大师的代表作,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们发现,许多主题在他以后的剧作中又被再度运用。
同样,他的长篇小说也未能标志他艺术成就的峰巅。虽然那些早期长篇作品渗透了他为现代戏剧作出独特贡献的思想,可他把这些思想的最终成形留给了戏剧。
在这里我们所能作的只是扼要评述,仅列举其中一部长篇小说,它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对于我们时代的看法,对于物质主义所带来的生活机械化的厌恶与忧虑。这部作品叫做《一个电影摄影师的日记》(1916),取名于一个电影专业木语。该词原用来提醒演员们某个场景开始拍摄。小说叙述者即“拍摄”的人,相当于一家大型电影企业中的摄影师。他发现了自己工作的特殊意义。对于他来说,生活,无论美好或者丑恶,最终都被简约成一个个物质的国像,并通过机械制作为人们提供无谓的消遣,生活没有其它意义。摄影器材变成了一个魔鬼,它吞噬一切后又将它们重现在电影胶片上,着以真实的外表,而这外表本质上意味着精神的死亡与空洞。我们现代的生存就是在同样死气沉沉的运行中周而复始,完全机械化了,犹如被毁坏和消灭了一样。作者的态度表现得十分激烈,单是情节就足以令人震颤。
这就是皮兰德娄剧作的背景。他的戏剧往往限于探讨纯心理问题。我们当今时代的痛苦必定对剧中的悲观主义哲学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尽管这种哲学主要还是作者的本性使然。
他给自己的戏剧集命名为《赤裸裸的面具》(1918—1921),其内涵之复杂造成翻译的因难。从字面上看,这一短语的意思是“裸露的面具”,但“面具”通常只表示一个纯粹的外表。而在这里,它意味着某种伪装,用以躲避他人和自己本人,对于皮兰德娄,这种伪装又象征着自我的形式——外表后面潜藏着深不可测的存在。“遮盖的”面具被清晰无遗地分析进而解除了,这就是他戏剧中对人类的描绘——人们被揭开了假面。该短语的含义正在于此。
皮兰德娄具有将心理分析变成炉火纯青的戏剧的神奇才能,这是他艺术中最令人难忘的特色。一般来说,戏剧需要陈式化的人物类型;而他的作品中人却像幽灵般的影子,朦胧又朦胧,我们无法判断哪些更接近或者更远离中心本质。最终只是妄费心机,因为根本不存在中心。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把握住,可就是这些戏剧有时竟能吸引、征服甚至迷住众多的国际观众;这样的结果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作者自己解释说,它依赖于如下的事实,即他的作品“从那些经过思想过滤的、曾经完全征服了我的生活图像中脱胎而来”。重要的是图像,而非同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事后经过图像妆扮的抽象思想。
有人说皮兰德娄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的人格的欺骗性。这一指责很容易找到证据。作者确实为此着了魔。但是,如果将这个观点拓展一下,它又包含了人们所相信、目睹和理解的一切的相对性,那么指责就是不公正的。
更何况,皮兰德娄的戏剧艺术最初并没有背离一般的文学潮流。他涉及了社会道德问题,父母的角色与社会结构及其僵化的荣誉观、行为准则之间的冲突,保持人性善良,抵制人性邪恶的困难。所有这些都被置于复杂的道德、逻辑关系中展开,结局或者成功或者失败。这些问题自然又会在人物的自我分析过程得到应验,况且人物本身就是相对的,一如他们与之抗争的观念。
在他相当数量的剧作中,别人对某一个性的理解以及从中感受的结果成了中心议题。他人了解我们就像我们了解他人一样,不尽完善:可我们却得出确定无疑的评判。正是在这些评判造成的氛围压力下,人们的自我意识是会改变的。《尽善尽美》(1920)有始有终地描述了这一心理过程。而在《给裸体者穿上衣服》(1923)中,同样的主题翻了个个儿,因此塑造了一个感人的悲剧形象。当一个失去自我的生命发觉再也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时,便乞求死神的降临。此刻,它完全面向外界,怀着最后一线可怜的希望,能裹上一块印有别人对其先前那个自我的美好评价的裹尸布。在这出扣人心弦的戏中,甚至撒谎也由于所承受的痛苦而显得无辜了。
但是作者没有停留在此,他的另一部分剧作针对这个相对世界里的谎言,以透辟的逻辑探讨了它所伴随的多多少少的罪孽。在剧本《我给予你生活》(1924)中,人们对于非现实世界的权利得到了动人而有力的声张。一位妇女,失去了她唯一的儿子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支撑她生活下去了,然而恰恰是这个沉重的打击重新唤起了她赶走死神的勇气,犹如光明驱散黑暗一样。一切都变成了影子;她觉得不仅她自身,整个存在都是“构成梦的玩艺儿”。她在心里守护着那些记忆与梦幻,而在现它们能够超越其它一切了。她为之献身的儿子曾一直占据着她的灵魂,现在仍然如此。那里不可能出现空虚;儿子是不会被抹去的。他依然罔在她的身边,只是她无法把握;
她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如同她感觉其它存在一样。这个简单而又悲壮的神秘故事形象地演绎出真理的相对性。
同样的相对性在《就是这样,“既然你们这样认为”》(1918)中则表现为一个哑谜。此剧被谓之寓言,意思是这个奇异的故事并不故作真实。它是显示智慧的大胆而又巧妙的创造。剧中一户新来人家的生活情形竟使那个小城上的其它居民无法容忍。这家包括三成员,丈夫、妻子和岳母。其中无论丈夫或是岳母,别的方面都还理智,可唯独在对妻子身分的判别上充满了各种怪诞幻觉。最后发言的总是拥有这个问题的最终裁决权,然而一旦比较他们相互矛盾的论点,裁决又陷入疑问。两个人物当面对质这幕戏表现了作者出色的戏剧艺术以及对精神世界中种种隐秘病态的洞悉。按理说妻子应该能够揭开这个谜底,但当她终于出现时,却披着智慧女神的面纱,说起话来神秘莫测;对于争执的双方,她分别代表着她应去的角色,从而保持了她在各自心目小的形象。实际上她是任何人都无法穷尽的真理的象征。
同时,这台戏也是对人们猎奇心理和自作聪明的绝妙的讽刺。皮兰德娄列举各种类型,并从企图发现真理的芸芸众生中揭露出极端的自以为是,这种自以为是抑或部分抑或完全是荒谬的。整部戏始终都是毫无愧色的杰作。
总而言之,作者戏剧作品中的焦点在于对“我”的分析——自我中的各种对立因素,对虚假的人格统一的否定,以及关于《赤裸裸的面具》的象让性描述。得益于他那永不枯竭的思想的创造力,皮兰德娄能够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触及这个问题,其中有些已经提到了。
通过悉心观察疯狂的深层机制,他获得了重要发现。比如。悲剧《亨利四世》(1922)给人的最强烈印象就是在那无限的时间长河中个人为寻求自我价值所作的痛苦挣扎。在《游戏规则》(1919)中,皮兰德娄创造了一出纯抽象的戏剧,传统压力下社会成员所承担的人为义务,竟依循透彻的逻辑,导致了完全与期望相违背的行为。似乎冥冥中有魔杖相助,这等抽象的游戏仍使舞台洋溢着十分迷人的生机。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是一个与上述类似、同时又截然相反的游戏;它高度严肃,更才思横溢。这里占主导地位的与其说是抽象力,不如说是无拘无束的创造的想像力,它是一部真正以诗情构思的戏剧,同时也澄清了舞台与真实、形式与本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对于荒原时代的人们,对于经历了几幕怨声载道又群情激备的场景的人们,它是多少令人绝望的艺术启示。如此强烈的激情和卓越的理性无不充满诗意,分明出自天才的灵感。该剧全球性的声誉就像作品本身一样非同寻常,这种成功证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理解。在此我们既无必要也及时间复述那些魔术般令人惊异的细节。
皮兰德娄出色的创作所依据的怀疑主义心理学是纯粹消极的。如果它被大众天真地采纳了,就像他们通常接受大胆的新观念那样,那么随之而来的将不只是一种危机。当然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因为它只运用于纯理念范畴,而普遍读者则很少涉足此地。即使偶然有人相信他的“自我”是捏造的,但他毕竟会很快确认,在现实中,这个“自我”无疑具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人们无法论证意志的自由,可它却不断被经验所证实,同样,“自我”也明确地发现了使自己留在人们记忆中的途径。这些途径有时昭然显豁,有时难以捉摸。其中最微妙的也许就潜藏在思维的官能本身。与其它相比,恰恰是思维想要消灭“自我”。
然而,这位伟大作家富于思辩的作品依然保持着自身的价值,特别是将它和我们时代所提供的其它成果相比较时,更显得如此。心理分析创立了各种情结,从而派生出无尽的娱悦。它们甚至被貌似虔诚的智者拜为神像。残忍的神像!对于一个具有视觉想像力的人来说,它们就像水中缠绕的海藻,小鱼常常在这里徘徊寻思,直至最终头脑清洗一空——他们陷入其中,消失了。皮兰德娄的怀疑主义使我们免于这类冒险;更重要的是,他能帮助我们,他提醒我们,不能以粗暴的教条和盲目的态度去触摸人类灵魂这层脆弱的薄膜。
作为一名道德主义者,皮兰德娄既不荒诞也无危害。孰是孰非.自有么论。一种崇高的传统的人道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人生观。深沉的悲观主义并未窒息理想主义;敏锐的思辩根植于生活的土壤。欢乐虽然没有弥漫他想像的空间,然而给予生活以尊严的一切依然能够从中呼吸到足够的空气。
亲爱的皮兰德娄博士——为您浩翰卓著的文学创作作出精练的概括是很因难的任务。我愉快地完成了这项使命,当然,如此简短的梗概是远远不够的。
现在请允许我请求您接受陛下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认为您是当之无愧的。
(张烽译)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