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
佩尔·哈尔斯特龙
诺贝尔文学奖 1937 年度的获奖者罗杰·马丁·杜加尔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创作一部以《蒂博一家》(1922—1940)命名的系列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无论就其浩瀚的卷帙或其广阔的内容来说,都可称得上是一部宏篇巨制。小说通过一整十画廊的人物,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十年法国所关心的知识界思潮及问题的分析,再现了现代的法国生活。其人物画廊的丰富性和分析的全面性已达到了小说主题所容许的最大程度。这部作品因而采取了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的独特形式,这种形式在它的发源国被称为“长河小说”。
这个名词指的是一种相对他说不太注意结构的叙述方式,它像一条贯穿广阔田野的河流,婉蜒而下,把途中所见一切都反映出来。这类小说的实质,无论就其主要方面还是细节方面,都在于反映的准确性而下在于各部分之间和谐的均衡;它没有固定的形式。河流从容地徘徊留连,有时,极其偶然地,有一股晴流打犹,”河流表面的平静。
我们的时代恐怕很难说是平静的;相反,机器的速度推动着生活的节奏,
使它达到了狂乱的地步。因此,人们会奇怪,在这种时代,小说这种最流行的文学形式,竟然会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并且反而变得更为流行。不过,如果说小说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使人得到满足的幻想世界,我们也许还可以用心理学名词来解释这种现象,说它是对日常生活挫折的诗意补偿。然而,小说费了如此大量的时间去探索和强调的,却正是使人心碎的痛苦现实。
总之,小说和它广阔无边的内容实质就这样存在着,使读者提高了对全部生活固有的不可避免的悲剧因素的认识,从而获得一定的安慰。它摆出一副英雄姿态,大口吞服下一剂剂现实的药水,鼓励我们去快乐地忍受无论多么大的痛苦。读者的审美要求可以在作品孤立的片断中得到满足。在这些片断里,内容更加浓缩,因此更能唤醒读者的种种感情。在《蒂博一家》中就有不少这样的片断。
这部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同一个家庭的三个成员:父亲和两个儿子。父亲一直停留在后面不显著的地方。他的被动角色是用特殊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的。这个被动角色的作用是重要的、有分量的。两个儿子和作品中许许多多次要人物则是以戏剧性手法表现的。我们在故事里没有得到任何预先的解释,这些人物就出现在我们眼前,像活着那样地行动着、说着话。作者详细全面地给我们描绘了背景。读者必须迅速地把握住他所看见和所听见的一切,因为生命的节奏不论在哪儿都在随心所欲地和不规则地跳动着。作者极其完美的工具:对主人公思想的分析,在这方面大大帮助了读者。它极其有说服力地表达了作者对于产生人类自觉行动的内心幽暗深处的洞察力。而且,马丁·杜加尔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他指出,思想、感情和意志在变成言辞和行为之前,还能发生变化。有时,一些外在原因,例如习惯、虚荣心,甚至仅仅一个笨拙的举止,便足以改变态度和个性。马丁·杜加尔对灵魂的动力作用所作的既精细又大胆的考察,显然是他在刻画人的性格的艺术方面作出的最独特而且最重要的贡献。从审美观点看来,这并不总是优点,因为分析的结果如果和故事似乎没什么关系,那么,分析便会显得累赘。
在描写父亲的性格时,也使用了这种内省法,不过这次不那么复杂。父亲的个性,在小说开始时就己轮廓鲜明和完全形成了,因为他是属于过去的。眼前的事件不再能影响他。
他是中产阶级上层的一个成员。他认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是教会的忠实仆人和社会的慷慨施主,他善于提供谨慎的忠告。其实,他是属于比他自己时代更早的那一代人,也就是法国七月王朝那一代人;所以他才会和下一代人,尤其是他的儿子们,不止一次地发生冲突。但是这种冲突很少形成舌战,因为老人非常了解自己的身份,不愿参加争论。所以,青年和老一代对抗的永恒主题,在这里没有予以着重处理。
老年的代表首先是以内省的和一成不变的态度出现的:他过分自满地信赖一切他认为智慧和公正的事物。话语是不能影响他的。人们从他与世隔绝的生活可以看到整个老一代人的悲剧,虽说他自己并非完全不意识到这个悲剧的可能性。
相反,他的主要性格特征表现为喜剧性的。只是当他濒临死亡,面对自己的命运的时刻,才表达了更深刻的感情,作者没有直接描写他所表达的这种感情,而是通过对他长期遭受的痛苦折磨的纯客观的具体描绘来表现它的。虽说有大量详尽的细节描绘,这段描写仍是动人的。直到此时为止,作
者一直是从外部来考察他的,只在很少几处,才显示了那些也存在于他身上,并隐藏在他露出给社会看的面貌背后的东西。
作者很少强调他和大儿子的区别。安托万·蒂博是位医生。他全神专注于他的职业,他父亲的道德伦理观念对他是根本格格不入的。在他身上,从事研究和履行医生职责的强烈而富有责任感的热忱取代了道德观念。他谨慎而有分寸,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他一点也没有反抗的欲望;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想它。在小说里,我们目睹了他在规定范围之内产生的迅速变化。他是个对未来充满雄心壮志的人。起初他有时显得不太实在,但是很快他就用自己的工作赢得了尊敬。
安托万变成了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亲切代表。他颇有谋略。不带偏见,但是他作为一个宿命论者,坚信无论事件总的发展趋势如何,个人是无力加以改变的。他不是革命者。
比他小好几岁的弟弟雅克和他完全不同。雅克是作者更为钟爱的人物,他不能容许雅克受到任何指责。他是这部作品的主人公,作者是按照雅克的理想来考察和判断外部世界的。他的父亲对于他们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实际上雅克的全部天性注定了他必然成为一个革命者。故事开始时,他是个 14 岁的中学生,在一所神父办的中学读书。他虽然不喜欢学习,忽略了他的功课,但他的聪明才智却足以使人尊敬。当他在同学里找到一个朋友时,灾难便降临了。在这段危险的青春发育时期,他们的感情采取了高尚的但外表似乎是悄欲的形式。他们的感情在他们的信件里暴露了,受到了神父的歪曲并进行了干涉,对他们采取了惩戒措施。严密的监视和对他的情感私生活的干涉,对于雅克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何况,他还得准备面对被这场丑事激怒了的父亲。他的反抗是用行动表达出来的。为了远远离开这个故意和粗暴的社会的一切束缚,离开所有那些他讨厌和畏惧的事物,他带着自己的朋友一块逃走了。他感到自己全部身心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和一些更为危险的倾向之中,和现实世界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少年为了寻找幸福和自由,打算去非洲。但他们空中楼阁的计划江在马赛就彼接到通知的警察毁灭了。
他回家后,他的父亲在一阵教育家的狂热中狐下了一个心理学的错误,他把儿子送进他创办的一所教养院,关进了单人禁闭室。禁阈的压力反而使得雅克独立不羁的个性变得更加坚强和激烈。这段对他个性发展的描绘是全书中最动人的章节。
经过他哥哥的努力,雅克被释放出来,他彼允许继续学习,这成了他唯一的安慰。他学习得非常出色,轻而易举地考进了高等师范,这是一切雄心勃勃、天资聪慧的学生所向往的最高目标。是通向所有最上层文学和科学职业的大门。但是雅克对公职并不感兴趣认为它们对于他只是空虚,只是幻影,不久他就出发去寻找冒险和真实了。这位少年又一次逃往非洲,这次他成功了。他在故事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再次出现,是在安托万发现了他的地址——他在瑞士和一些革命者生活在一起——并把他带回家来到临死的父亲床前的时候。他回来得太晚了,纵使我们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的话,他也没来得及与父亲和解。老人已经认不得他了,但雅克内心却感到深深的悲痛,因为他不是那种一心追求人类未来的幸福,首先便拿自己开刀,并压制住自己身上一切人性表现的人。
以上就是读者所了解的雅克内心生活的大致情况。就其他方面来说,他仍像从前那样,令人捉摸不定。但我们注意到,作者对他的才能和性格,是十分赞赏的。
我们终于完全了解他,是在小说结束并达到它史诗般壮丽的高潮的时刻——在 1914 年夏季,世界大战前夕。雅克这时在日年瓦。父亲去世不久,他便离开了巴黎,以逃避在他所唾弃的社会里继承一笔财产的责任。他参加了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革者的小组。他们当前的使命是唤起群众起义,以制止战争威胁。对这些宣传鼓动家的描绘是作品中最不成功的章节,不论作者用意如何,读者得到的总印象是:这些人不配承担他们的使命。
然而,当雅克离开日内瓦回到巴黎去完成他的使命时,他的形象在所有人眼中都变得更加高大了。他的发展是道德上的而不是理智上的,他的行动并没有导致巨大的结果,但是他却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关于巴黎在 7 月最后的日子的描写,和在这种紧张气氛中动摇于希望和绝望之间的雅克的描写,可说是马丁·杜加尔小说成就中真正的杰作。从群众所起的作用来看,小说复活了和重新唤醒了这段时期的历史。但是,正像几乎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种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群众是没有能力的、盲目的,并且在小说里比通常更不熟悉酿成这场悲剧的政治游戏。作者本人似乎并不更特别熟悉内情,但他是宽容的、通情达理的,他的叙述就其内容而言,是真实的。
在这种令人惶惑优虑的背景中,出现了一段性质完全不同的插曲。这是一段虽然短暂但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插曲。雅克再次遇见一位年轻的姑娘,几年前他几乎爱上了她,但却从她身边逃走。就像他从其他一切事物逃走一样。这次,真诚爱情的火花在他们中间点燃了。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是小说里最富有含意的插曲之一。正因为这段插曲是局限在小说那些迅速飞逝的日子的范围里,作者才更深沉地感受了它并且完美地表达出了它的全部纯洁的美。这个插曲只延续了极为短暂的时间,但已足以使它获得单纯的悲剧美。
雅克的全部政治幻想被宣战一下子打消了,但他又为自己重新创造了新的幻想,它来自他的绝望和牺牲决心。他来到前线。想在一架飞机上向两支敌对军队呼吁,用这种办法制止大战,他想启发两支军队共同起义,决心推翻禁铜他们的列强政权。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巴黎和他所爱的女人。
这次冒险,和他第一次逃出社会一样,也打上了中学生式的浪漫主义和缺乏现实感的烙印。但雅克仍以他通常的旺盛精力实现着自己的计划。他的革命呼吁书在瑞士印刷好了,飞机和飞行员都已准备就绪,于是这次远征便开始了。它很快就结束了。因为他刚刚飞到战场上空,这架飞机和它装载的全部东西,包括人和一捆捆纸张,便一同坠毁了。雅克被摔伤和烧伤,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坠落在后撤的法国军队中间。这时他的全部知觉只限于模糊的失败的辛酸感,和难以忍受的无边的肉体痛苦。最后,一个不耐烦再拖着这个倒霉鬼走下去的同胞用一颗子弹结束了他的辛酸和痛苦。这位同胞认为他反正是个间谍。
很难想像有什么悲剧的绪局比这种绪局更严酷、更辛辣,有什么对失败的讽刺比这种讽刺更无情。但是马丁·杜加尔并没有把自己的讽刺指向他的主人公。也许他想表现的是和理想主义倾向对对立的人间事变的野蛮和残忍,他的悲侦在这儿肯定是有理由的,但是整个插曲的叙述是冗长而细微的,它精确得几乎使人难以忍受。
我们终于认识了雅克·蒂博。他作为一个英雄形象,活在我们的记忆里。
这个正直的、沉默寡言的人,没有任何夸张的姿态,役有任何华丽的辞藻,最后却经受了庄严的洗礼:意志和勇气的庄严洗礼。在小说里,作者以不倦的努力,使得所有以他为中心的地方,都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马丁·社加尔对人类灵魂作出了愤世嫉俗的、锐利的分析以后——这种分析以其经常是极端精确的细节,通过最为细致的现实主义,几乎毁灭了它的对象——终于对人类的理想主义精神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引自漓江出版社《蒂博一家》,文美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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