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院院士
S.齐凡尔茨
身兼伟大作家的伟大政治家和战士从来是非常罕见的。人们会想起裘力斯·凯撒、玛可·奥勒留、甚至拿破仑,拿破仑在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写给约瑟芬的情确实既热情洋溢又文采斐然。但是,最能与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相比的人要数迪斯雷利,他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丘吉尔曾说过,罗斯伯里“活跃于‘大人物小事件’的时代”,这话也可用于迪斯雷利。他从未受到过任何真正可怕的考验。写作对于他,既是政治跳板,又是感情的安全阀。他以一系列浪漫的、自我显示的、有时还很难读的小说为自己报了仇,尽管他的一生成就辉煌,但他作为一名外来的犹太人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受到羞辱和挫折。他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是一位伟大的演员,他把主角戏演得令人目眩神迷。他完全可以重复奥古斯都的告别词:“朋友们,鼓掌吧,喜剧演完了!”
丘吉尔的约翰牛形象与那位戴着外国人样儿的粉白面具、前额上留着一绺黑发的老一代政治家对照起来显得非常突出。保守派迪斯雷利尊重英国的
生活方式和传统,对于在诸多方面瞩于激进派的丘吉尔而言,英国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已融进了他的血液。这意味着在风暴中坚定不移,在言论和行动上都果敢有力。他不戴面具,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分裂的迹象,也没有令人莫测高深的复杂性格。现代人心目中的作家身上那种不可或缺的细腻分析的特点却与他毫不相干。在他看未,现实的大厦并未倾圮。在他面前只有一个世界,太阳、星辰和旗帜俯瞰着世上的道路和目标,他写散文的目的非常明确,正如运动场上的竞技者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要达到什么目标、争取什么荣誉一样。他的每一句言语都相当于一半行动。在心灵深处,他是一位遭受飓风冲击的维多利亚后期人物,或者说,他是自愿选择一条去迎击暴风雨的道路的人。
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巨大,使人不由地想把他描绘成一位具有西塞罗天才文笔的凯撒。古往今来的领袖们中还从未有过一位如此杰出的兼有二者才具又与我们这样接近的人物。丘吉尔在他的那部关于他祖先马尔巴罗的伟大著作中写道。“说话容易,可以说得很多,而伟大的行动则难能可贵。”这话很对,但是,伟大、生动而有说服力的言语同样也难能可贵。丘吉尔表明:言语同样可以具有伟大行动的性质。
首先打动读者的也许是丘吉尔作品那令人振奋而丰富多采的一面,《我的早年生活》(1930)除了很多别的长处之外,还是世上最引人入胜的冒险故事之一。即使是一个很幼稚的心灵也能怀着无比的欢愉伴随主人公开始那生气勃勃的生命旅程:学校里难管教的儿童,骑兵中打马球的中尉(当时大家都说他太笨,不适于当步兵),在古巴、印度边境地区、苏丹以及波尔战争时在南非的战地记者。迅速的行动、果敢的决定以及鲜明的洞察力使他当时就已崭露头角。作为一位语言描绘家,年轻的丘吉尔不但宫干活力而且还有敏锐的目光。后来,他把绘画当作自己的业余爱好,他在《随想和奇遇》(1932)中娓娓动听他讲述绘画给他带来的乐趣。他喜爱明丽的色彩,憎恶贫乏的棕褐色。然而。丘吉尔最槽长的还是用语言来作画。他描绘的战争场景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色调。危险是男子汉最古老的情人,这位年轻军官在热烈行动的激发下目光锐利得几乎臻于神奇的境界。多年前在访问恩图曼时,我发现《河上的战争》(1899)中所描绘的粉碎马赫迪叛乱的最后战斗的情景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能看到成群的伊斯兰托钵僧在我面前挥舞长矛和枪支,黄褐色的沙土墙被子弹打得粉碎,英埃军队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骑兵冲锋时丘吉尔几乎丧命。
就连那些必须从尘封的案卷中发掘出来的古老战役也被丘吉尔描绘得极其鲜明、生动。屈列维连也曾以老练的笔调写过马尔巴罗的历次战役,然而,丘吉尔描绘的历史战役的场景自有一种迷人的力量,这恐怕是无人可以企及的。以布伦海姆战役为例,你会全神贯注地追随那血腥的战争棋局上的每一步,你会看到弹雨在紧挨着的棋盘方格上翻起道道深沟,你会被骑兵迅雷激雨般的冲锋、短兵相接的猛烈厮杀深深吸引,等你放下书,晚上睡觉时会猛然惊醒,出一身冷汗,想像自己正站在穿红军装的英军队伍的前列,周围堆满死尸,躺满伤兵们的躯体,但军人们毫不动摇,正在把弹药装入枪膛,接着就是一阵闪光的齐射。
但是,丘吉尔渐渐成为一位远远不止是战士和描绘战争的人了。即使在那所从事权力目险活动的严格而辉煌的议会学校里,也许他一开始就稍稍带有“难管教的儿童”的色彩。然而,这位性如烈火的人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急
躁脾气,迅速成长为一位著名的政治演说家,能言善辩——加劳合—乔治。他妙语惊人,言词犀利.但始终不乏温情和骑士风度。步着乃翁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足迹,他徙倚于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他写过一部传记,描绘他父亲短暂而充满不安的一生,写他如何随着政治事业的悲修中断而死亡,这部著作在英国浩瀚的传记文学中与存无可争议的光荣的一席。
尽管有种种挫折,但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意味着丘吉尔在作为政治家和作家这页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他的历史著作里,个人因素与史实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谙熟他所要讲述的内容,在判断种种事件的动因时,他深刻的经验总是正确无误的。他是冒着生命危险余临火线经受过极端沉重的压力的人。这就使他的话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许有时,个人的一面居于主导地位。巴尔弗把《世界危机》(1923—1929)称作一部“乔装成世界史的温斯顿的光辉自传”。读书对档案、文件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同时,作为一部由亲身参与创造历史的人所写的历史著作,它总有某种非同寻常的特色。
在他的伟大著作《马尔巴罗公爵传》(1933—1938)里,他猛烈地攻击了那些诽谤他祖先的人们,他那位祖先的生平事迹与丘吉尔本人非常相似。我不知道职业历史学家们对于他对麦考莱的驳难有何评论;但是,书中对于一贯憎恨和漫骂那位大将军的人们的嘲骂确实既有趣又痛快。
这部马尔巴罗传不仅是一系列生动的战争场景以及为这位政治家兼战士所作的巧妙辩护,它还是对一位莫测高深、卓然不群的人物的深刻研究。它表明,丘吉尔除其他才能之外,还具有描绘真实性格的能力。他一再提到,在马尔巴罗身上,斤斤计较的悭吝脾性和光彩照人的艺术素养往往杂糅在一起。他说,“他聚敛私人财产时所遵循的原则与他作战时的参谋工作的原则相同,是同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情场上和战场上他才肯把一切都豁出去。在那样的时刻,他意气风发、兴高采烈,一扫平素的生活制度与规则,闪耀出英雄气概的熠熠光彩。在他的婚姻和胜利中,规定其日常生活并支持其作战战略的那些世俗的审慎、盘算、凡事要保险又保险的习性都彼他卸掉了,就像脱下一件过于沉重的绣花斗篷一样,从而显出了一位充满自言和胜利气概的天才的本相。”丘吉尔对军事的热情使他暂时忘却了马尔巴罗钟爱的那位著名的莎拉决不是一个可供人任意驱使的人物,不过,这段文章写得实在妙极了。
丘吉尔为自己未能进牛津大学读书而遗憾。他不得不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但是,从他成熟的散文中确实看不到任何教育上的不足之处。他最富魅力的著作之一《当代伟人》(1937)就是一个范例。有人说他的文体风格是以吉本、柏克和麦考莱为榜样塑造而成的,但是,这部书的文体完全是他自己的。在这座人物画廊里有如此灵巧的笔触,同时又有如此丰富的对于人性的理解、恢宏的气度和欢快的恶意!
丘吉尔对萧伯纳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是两位英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间的有趣的交锋。丘吉尔情不自禁地要拿萧伯纳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言行开玩笑,萧伯纳的这些表现与作为丘吉尔立身行事基础的严肃、庄重恰好形成对照。半是觉得有趣,半是感到惊讶,他急忙从那位诙谐成性的天才不断犯错误、不断翻着跟头从一个极端折向另一极端的道路上退避。这是作家与政治家的对照,作家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惊人的事物,而政治家的任务则是应付和驾驭它们。
丘吉尔文体风格的伟大是不易用三言两语来概括的,对于他的老友、自由派政治家约翰·莫莱,丘吉尔说,“尽管他谈话时总是灵巧而文雅地围绕着自己的信念行进、移动,对于往昔的战争说一些愉快的恭维话向对方致敬,但是他总是回到自己坚固设防的营垒中去睡觉,”丘吉尔本人作为一位文体家,尽管有生气勃勃的骑士精神,却并不倾向于这种温柔悦人的精致玩意儿。他并不旁敲侧击,他是个说话坦率的人。他的热情是立足于现实的,他的惊人力量只有用宽宏和幽默方能铸成。他懂得,一个好的故事本身就会发生影响。他嘲笑不必要的虚饰,他的隐喻虽然不多但很有表现力。
作家丘吉尔背后还有一位雄辩家丘吉尔——他的措词富于弹性,辛辣、尖刻。我们在赞美别人时往往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自己的个性特点。譬如,丘吉尔在谈论他的另一位朋友伯肯海德勋爵时说:“当他爱上自己的主题时,就会产生信念和魅力的光辉,它出自天性,珍贵无比,构成了真正的雄辩之才,”这些话若用在丘吉尔身上会更加恰当。
著名的沙漠战士、《智慧七柱石》的作者阿拉伯劳伦斯是另一位既创造历史又撰写历史的人。对于他,丘吉尔是这样说的:
“正如飞机凭借它撞击空气的速度和压力才能起飞一样,他在飓风中飞得最好、最从容。”这些话同样引人注目,丘吉尔在这里诉说出他本人穿透历史事件的暴风雨、实践自己诺言的同样的天才。
丘吉尔成熟的演说,才思敏捷,目标明确,以其博大崇高而感人至深。它有一种铸造历史链环的力量,拿破仑的文告常以碑铭体风格见长,而丘吉尔在自由和人类尊严面临生死关头时的辩才,完全以另一种方式动人心魄。也许他以他那伟大的演说为自己树立了一座最恒久的纪念碑。
丘吉尔夫人,瑞典学院对您的光临表示欣悦,并请您向温斯顿爵士转达我们深深的敬意,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然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现在。我请您代表您的丈夫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 1953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薛鸿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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