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法国文学已经不复与法国在欧洲的地理疆界相联系了。它在不少方面，使我们想到雍容华贵而无法替代的观赏植物。把这种植物移植到本上以外栽培时，虽然传统和变异会交互对它产生影响，但它那独特的品性却依然如故。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就是这类演变的佐证。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东部的小镇，又回到这个北非的环境中，去寻觅标志着他青少年时代特征的所有决定性影响的源泉。即便是在今天，加缪其人仍然没有淡忘法国在海外的这块广袤的领土，而作为作家的他也往往愉快地想到这一点。

加缪是准无产者出身，因此发现必须依靠个人的力量，在生活中跋涉向前，在一贫如洗的学生时代，干过各种杂役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受的是一种历尽艰辛的教育，但就选课的多样而言，这自然不能说对他以后成为一个写实主义者没有裨益。他在阿尔及尔大学念书的岁月里，加入了一个知识分子团体，后来这个团体在北非的反法西斯运动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一些作品就是在阿尔及尔当地一家出版社印行的，但在 25 岁那年，却以记者身份来到法国，不久就名噪首都，成了第一流的作家，战争岁月那严酷狂热的气氛使他英年早慧。

加缪的即使是早期的作品，也已经揭示出他对于尘世生活意识和死亡现实咬啮人心之间，那种源自他内心的尖锐矛盾所抱的一种精神立场。这种精神立场超出了典型的地中海式宿命论，而后者则滥觞于认定世间阳光的明媚
绚丽只是转瞬即逝的刹那，注定要被阴云所掩盖。同时，加缪还代表着称为存在主义的暂学运动，它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谬，来概括人在宇宙里处境的特征。“荒谬”这个用语，往往出现在他的著作里，因此可以称它为他创作的类母题。这个类母题以它在自由、责任，以及它罪有应得的苦闷层面上的一切逻辑道德后果，而得到了发挥。

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永不停息地将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一成不变地滚下来。这在加缨的一篇随笔里，成了人类生活的简约象征。然而，依照加缪的解释，西绪弗斯在心灵深处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种尝试本身就使他满足。对于加缪，本质的问题已不复是人生值得过活与否，而是带着它所引发的那份折磨，如何去过活。

在过个简短的授奖词里，不允许我再次连篇累牍地论述加缪那一向谤惑人的心智发展。更富价值的是叙述一下，他运用全然古典风格的纯真和强烈的集中关注来体现这些问题的作品，而体现的方式又是作者不加评论，让人物和动作使他的思想跃然活现在我们眼前。这就是使《局外人》（1942）蜚声卓然的原因。其主要人物是政府的雇员，他在一连串的荒诞事件以后，杀死了一个阿拉伯人，然后，他又对自己的命运麻木不仁，听着人们宣判自己的死刑。不过，到了最后时刻，他还是鼓起了勇气，从几近迟钝麻木的消极状态中奋起。在孕含更加广阔的象征主义小说《鼠疫》（1947）里，主要人物里厄大夫和助手英勇地同降临北非某城的鼠疫进行斗争。这部令人信服的写实主义叙事作品，以其冷静准确的客观性，反映了反法西斯运动的生活经历，加缪欢呼那征服者的邪恶在完全听天由命而幻灭的人心中所唤起的那种反抗。

最近，加缪又赠予我们独自中篇小说《堕落》（1956）。这是一部展现出讲述故事艺术的那同一种娴熟手法，一个法国律师。在阿姆斯特丹的水手酒吧间里；审查自己的良知，为自己画像。这是他的同代人都能同样认出自己的一面镜子。在这些篇幅里。让尔杜弗与愤世嫉俗者，以法国古典文学专擅的人类心灵科学的名义握手言欢。由一位执著于真理的、富有进取心的作者所使用的这种辛辣讽刺，变成了抨击普遍伪善的武器。自然，人们不知道，加缪坚持克尔凯郭尔式无底深渊无处不在的罪恶感，不知道他究竟要到何处去，因为他们总是感到，作者已经达到了他成长过程中的转折点。

就加缪个人而言，他已经远远地摆脱了虚无主义。他对不事稍息地恢复那已经遭到蹂躏的东西，和在这个非正义世界上可能伸张正义的职责，所进行的肃穆严正的沉思，反而使他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从未忘记对在地中海沿岸的蒂帕萨那一度向他昭示出来的希腊之美与匀称的膜拜。

加缪生气勃勃，极富创造力，即使在法国以外，也处于文学世界关注的核心之中。他受到一种真正的道德约束的激励，全身心地投入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毫无疑问，这种激励与设置诺贝尔义的理想主义目标相吻合。在他不断肯定人生状况的荒谬背后，绝没有贫瘠不毛的怀疑主义。这种对事物的见解，在他身上，由一种强大的命令即“尽管如此”所补充。这就是对于唤起反抗荒谬那种意志的一种吁请，也对于这种事业创造出了一种价值。

（李自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