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决定颁给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在南斯拉夫，他一向被认为是一名地位崇高非凡的小说家。在国外，因近年来他的著作的各种译本的陆续问世，从而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读者。

安德里奇 1892 年生于波斯尼亚的一个工匠之家，孩提时代，波斯尼亚仍然是奥匈帝国版图年的一个省份。当他还只是一名塞尔维亚籍的中学生时，就已经参加了民族革命运动，因受牵连而于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囚入狱。出狱后，他进大学深造，在转了好几所大学后，最终从奥地利的格拉茨大学取得学位。以后在外交部为国效力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出任南斯拉夫驻柏林大使。就在他返抵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几小时之后，德国飞机便已飞临该市上空进行轰炸了。在德军占领期间，安德里奇被迫过一种隐遁的生活。他不仅保全了性命，还完成了 3 部出色的小说。3 部小说具有相同的历史背景，它可用两个符号来表示，即：回教的弯月和基督教的十字架。除此之外，这 3 部小说便再无共通之处。不过，它们还是被一般人统称为“波斯尼亚三部曲”。在摇山撼谷的枪炮怒吼声中，在空前巨大的民族浩劫的阴影下，这三部曲的完成实在是一项无比感人的文学成就。这 3 部小
说直至 1945 年才出版。

这 3 部以小说面貌出现的“大事记”，特别是其中的力作《德里纳河上的桥》，均具有史诗般的特征，而且都是相当成熟的作品。但安德里奇的创作活动早在“三部曲”之前就开始了。原先，他一直是以抒情诗人的观点、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表达他那颗年轻心灵所承受的深沉悲观。尤为重要的是，在狱中与世隔绝的几年里，他从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作品中找到了最大的慰藉。然后，在经过艰苦而严格的自我磨炼之后，他发现自己应当重返他所谓“列祖列宗存留在我们潜意识中的那些永恒而又可贵的遗产”。于是，他就开始运用史诗式的客观文体来写作，且从此耕耘不辍。这一连串的小说创作活动使他成了民族自觉意识之源头——亦即祖先经验——的诠释者。

《德里纳河上的桥》是篇英雄故事。书中那座著名的桥梁，系奥斯曼土耳其大臣默罕默德·苏格利于 16 世纪中叶下令兴建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炸毁。该桥位于波斯尼亚的维斯格拉德市附近，安稳地横跨在 11 道由白色石块堆砌而成的拱柱上。桥身装饰得异常华丽，加以中央部分高高隆起，仿佛自豪地在提醒人们勿忘它所目击的那多灾多难的几个世纪。那位土耳其大臣当初造这座桥的目的，是要让奥斯曼帝国的地理中心上，有一条联络东西方的通道。军队和商队可经由这座桥跨过德里纳河。历史尽管几经波澜，可这座桥却成了几世纪永恒与延续的象征。在世界的这一个奇异角落里，德里纳河之桥是每一件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于是，在德里纳河河水雄浑奔腾声的伴奏下，安德里奇所描绘的地方性事件逐渐变大，最后终于成为世界史上英勇而又血腥的一幕。

接下来是《特拉夫尼克纪事》。它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从一个曾经是土耳其总督府所在地的衰败古城中，回顾了奥地利士兵与法国士兵间的深仇大恨。我们发现自己正随着一连串的事件，向悲惨的命运迈进：特拉夫尼克在窄巷市场争斗，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农民的叛乱，回教徒、基督徒、犹太人之间的宗教战争。这一连串事件所造成的诡异气氛，在历经一个世纪的紧张之后，才被萨拉热窝的那声霹雳所撕裂。从这部小说宽广的视野，以及对复杂主题的纯熟驾驭中，我们再度领略到安德里奇的功力。

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来自萨拉热窝的女人》，和前两部迎然不同。这是一部纯粹的心理小说，从病理学及严重偏执狂的角度来探讨贪婪的问题。书中叙述的是萨拉热窝一位独身女人的故事。那女人的父亲——一位破产的商人——在临终之时告诫她：要不惜任何代价地保卫自己的利益，因为，人只有靠财富才能逃避现实的残酷。这本书尽管在人物刻画人极为成功。可是，从整体上来说，由于题村本身的限制，安德里奇真正的才华——讲故事的才华——并未获得充分的发挥。后来，在一部颇值得一提的中篇小说《罪恶的牢院》中，安德里奇终究将他的这项才华发挥到极点。那是一个以伊斯但堡监狱为背景的故事，在风格上有东方故事多彩多姿的丰富性，而在写实的程度上却又具有高度的说明力。

大致说来，安德里奇的作品糅合了现代心理学的观点与《天方夜谭》的宿命论。他对人类倾注了极大的关怀和爱护。他不曾在恐怖与暴力的面前退缩，因为他认为恐怖与暴力足以证明邪恶确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安德里奇拥有一系列高度原创性的写作主题。我们可以这么说，在他多姿多彩的笔触中，向人们展示了这个世界的重大纪事。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从巴尔干奴隶
痛苦灵魂的深处，他对我们的良心作最忠恳的祈求。

在一部中篇小说里，安德里奇透过一位年轻的医师，追忆 20 年代他住在波斯尼亚的体验：“在萨拉热窝，如果你躺在床上，通宵不寐，那么你便可以学会辨认萨拉热窝之夜的种种声音。天主教大教堂的钟，以丰富、坚实的声音敲着午夜两点。悠长的一分钟过去了。然后你会听到，稍稍微弱些，但带着颤音的东正教教堂的钟，也是敲着午夜两点。接着，稍稍刺耳，而旦比较遥远的波格回寺的钟敲了 11 下，阴森森的土耳其式的 11 点。犹太人没有钟可以用来敲击报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时候。只有上帝才知道，西班牙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日历上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数目。就这样，甚至于在深夜，当每一个人都在沉睡时，这个世界还是分割的。人为了要计算夜里的时刻而将它分割这一富有暗示性的夜的氛围，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彻底了解安德里奇作品中所探讨的基本问题。以安德里奇在历史与哲学两方面的造诣而论，他必然会质问：在敌对与冲突的打击、折腾下，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究竟是由何种力量塑造成的？要了解安德里奇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得先知道他的精神态度。在探讨这些敌对与冲突时，安德里奇的内心是宁谧的，一种从磨炼中获得，复经深刻省察过的宁谧。在思索整个问题时，他始终都是抱着一种客观而又富于人情味的态度，追究的最后，我们将可在安德里奇的这一精神态度中找到他作品中最基本的一个主题。一如我们这一世代的人所体察到的：该主题从巴尔干人那儿，将一项斯多噶派的讯息带给了全世界。

阁下，您的奖状上写着，诺贝尔文学奖所以颁给您，是“由于你的作品以史诗般的气魄从你的祖国的历史中摄取题材来描绘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瑞典学院由衷推崇您，视您为尚未出过得奖人的南斯拉夫文学最适当的代表。本人除代表学院向您致最真挚的祝贺外，并恭请您从国王陛下手中领奖。

（毛信德等译）